同治中兴

清朝同治帝在位期间的一个中兴阶段

同治中兴是指清朝后叶,同治帝在位期间(1862-1874年)的一个中兴阶段。适逢1860年清政府与英法媾和,及太平天国被消灭(1864年),政治上出现了一个和谐时期,下开洋务运动

也有人把清代咸丰至同治时期定为咸同中兴,作为一个中兴的阶段,但现时普遍都认为中兴时期主要在同治帝统治年间。

措施

所谓的“同治中兴”主要有两大表现,一是镇压了全国各大农民起义,二是兴办洋务运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西方列强的入侵。在咸丰年间,全国性的农民起义爆发,南方有太平天国运动,北方有捻军起义,西北有回乱,西南有苗乱,整个帝国风雨飘摇。

自然修补内部的政治秩序。基于封建统治者利益,部分儒生与农民在官僚带领下,收编武装力量,试图剿灭太平天国的叛乱。

对内乱后的经济调整。降低农村赋税,鼓励耕作及发放粮种,安抚人民的反抗情绪。

大兴科举,增加考试取录名额以笼络人才,防止类似太平天国的出现,笼络更多人才维护清廷统治,客观上造成近代中国人思想进一步腐化。

办洋务,主要在外交方面,与外国列强谋求共同合作。

影响

中兴的主持大臣主要是奕訢、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和胡林翼。他们在镇压反抗人民和平定社会动乱方面发挥了很大效果,同时亦成为了之后洋务运动的重要官员。

钱穆《国史大纲》有提:“曾氏同治元年五月七日日记,详论洋务,谓:‘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作炸炮、学造轮舟等具为下手工夫’云云。”

争议

一种观点认为,同治中兴是促进中国近代历史进步的一个阶段,主要体现洋务运动上,当时大兴洋务,先提出“自强”,后标榜“求富”,创办了一系列近代企业,包括福州船政局、江南制造总局、开平煤矿等,这客观上刺激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洋务运动过后的“实业救国”思潮不能说与这段时期没有关系。同时,洋务运动中的近代企业虽然管理不属于规范的资本主义经营方式,但是也从某些方面刺激了中国无产阶级的出现。斯塔夫里阿诺斯教授认为,当时的外国人(外国殖民者)对中国兴起的这股潮流感到吃惊、害怕和敬佩,甚至有人认为“中国的大小官员全部行动起来了”。

一种观点认为“同治中兴”,实际上是慈禧太后和恭亲王奕訢的自我吹捧。太平天国之后,清政府收拾战乱之后的烂摊子,因为富庶的江南十几年不能正常交税更显得困窘,恭亲王等引进国外技术,希望用西方技术和企业挽救清王朝,在李鸿章、张之洞等人努力下欣欣向荣,于是就有人宣扬这一时期为“同治中兴”。

洋务运动最想做的,是造出西方的“船坚炮利”,一方面抵御外国侵略,更重要的是镇压国内的人民运动。到了后来也办民用工业,总体上是官办工业配套和为官员们敛财的。其最大的“政绩”是北洋水师。洋务运动思想上,留下一批拥有西方视野,能够全面批判传统文化思想的人才,但这些人没有形成民族振兴的合力;有近代化的军事思想人才,但因为上有保守权贵排挤下有人民揭竿造反,这些人才成了后来军阀混战的基础;有中国现代企业的发端,但是畸形又脆弱,到了光绪皇帝戊戌变法的时候,已经是第二代企业。封建制度的腐朽、统治者的愚昧,最终毁掉了这场“自强”的迷梦。对于这段历史的研究,可参考美国汉学家芮玛丽(mary c. wright)的经典之作《同治中兴》。

评价

明治维新本质是一场革命,所谓同治中兴只是一场自中(注意不是上)而下的改革。明治维新以军事变革为前提(倒幕运动),政治(建立明治政府)经济(维新)变革随之。在这场革命中完成由封建社会转向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资产阶级变革”。前者通过暴力革命扫除了一切障碍,后者只是部分地方实力派官僚自发图强;“同治中兴”主要体现洋务运动上,其主持大臣主要是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和胡林翼。对清朝来讲,一方面历史包袱严重,“竭天下之物力,八分以养兵勇”,另一方面固有利益阶层没有扫除,改革阻力大成果小。洋务运动的失败有必然性,明治维新的成功不乏偶然性。

日本殖产兴业的基本路线是政府扶持民间资本,鼓励私有资本自由竞争,其初始官营企业迅速私有化,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私人企业集团迅速壮大。中国洋务运动则始终没有走出“官督商办、政权垄断、官商勾结、中饱私囊”的死胡同,民间私人资本始终没有成为国家经济增长的主体,私人资本的竞争力完全无从谈起。

日本很快放弃“尊王攘夷”的治国哲学,转向“全面开化”,奉行“和魂洋才”理念,全国上下奋起学习西方先进科技。“以海外开明之治为范,唯 一途,乃弃己之短,取彼之长,破陋习,变古格”(大久保利通语)。中国则顽固死守天朝大国虚荣,极力排斥西方先进思维和制度。“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不及”(李鸿章语)。长期陷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争论的泥潭而不能自拔,连“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亦未真正付诸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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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信息

中文名
在位皇帝
爱新觉罗·载淳
主持大臣
奕訢、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和胡林翼
相关事件
释义
清朝后叶,同治帝在位期间的一个中兴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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