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号

在段思平建立大理国之前，“大理”一词还没有见诸有关洱海区域的史籍记载。在南诏统治时期，这个区域也一直无“大理”之称。这种文献记载上的缺乏导致长期以来人们对“大理”释名的诸多推测和臆断。

《南诏野史》里传说，“大理”这个国名的来历是因为段思平在进攻杨干贞的军队时，找不到渡口过河，一个似乎是神的“披缨浣纱妇”（民间暗指观世音菩萨）指给段思平率军过河的道路，并且叫段思平把新国家命名为“大理”。

抛开神话的成分，学者们多倾向于认为“大理”与南诏后期曾用过的“大礼”有承袭关系。据《新唐书·南诏传》载：酋龙（又称世隆，南诏第八代国王）立，“遂僭称皇帝，建元建极，自号大礼国”。南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云：“大理国与唐史礼、理字异。”据《元史·地理志》记载：“至异牟寻又迂于喜郡史城，又徙居羊苴咩城，即今府治，改号大礼国。”于是，该种说法认为大理的得名可能与此有关。

也有学者认为，“大理国”的“大”字是限制词，和“大长和国”“大天兴国”“大义宁国”的“大”字同义。其着眼点在于政治改革，有积极推行“礼治”，大治大理，达到强国安民目的之含义。所谓“大理”就是要采取措施，重新调理各方面关系的意思。段思平建立政权之后，“更易制度，损除苛令”，实践了自己的诺言：“赦国中凡有罪无子孙者”“免东方三十七部蛮徭役”。由此可以了解段思平的政治抱负，也可见他改国号曰“大理”，就是要大大调理各方面的关系，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理”与“治”同义，“大理”即是“大治”的意思。

历史

段氏建国

唐朝天宝战争中，大将军段俭魏大败唐军，为南诏国立下赫赫战功，被南诏国王蒙阁罗凤擢授为清平官，传六世至段思平。段思平初为幕览（小府副将），由于武艺超群，才干出众被提拔为通海节度使，成为统辖一方的大将。

南诏尊圣二年（929年），杨干贞夺赵善政之位，建大义宁国，改元兴圣。其弟杨诏指段思平有帝王之相，疑惧之下杨干贞下令追杀段思平，段思平因到秀山神祠占卜得到启示，藏匿在自己舅父部族中。会善政臣守高方和段思平关系密切，派段思平之弟段思良和军师董迦罗前来加以保护。

南诏兴圣元年（930年），杨干贞的位置被其弟杨诏所篡，杨诏得位后，改元“大明”。段思平随即向东方的黑爨三十七蛮部借兵，会于石城，以董迦罗为军师进攻南诏，所向皆克，遂进攻大理。杨诏兵败自杀，杨干贞知道兵败消息后弃城而逃，为段思平军所擒，大义宁国灭亡。

南诏大明七年（937年），段思平即位，改国号“大理”，建元文德，仍定都羊苴咩城。段思平建立大理国后，厉行改革、励精图治、发展生产，着手建立新的封建秩序，大理国的生产、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两系相争

944年，段思平在邓川视察农业的时候去世，其子段思英继位，改元文经。

文经二年（946年），段思平之弟段思良联合相国董迦罗发动政变，逼段思英退位出家，并自立为帝，改元至治。从此大理皇位的继承由段思平一系转到了段思良一系。段思良在大理政权建立过程中出过不少力，颇有功劳，在段思平在位期间他也颇受信任，是王族中的实力人物。他逼侄逊位后，成为大理第三代皇帝，在位6年。

951年，段思良去世，谥号圣慈文武皇帝。段思良死后，子段思聪立。段思聪时期，迅速膨胀起来的高氏已经取代董氏，成为朝政大权的实际控制者。段思聪在位17年，用过三个年号，明德（952年—？）、广德（？—967年）、顺德（968年）。

960年，宋朝建立，开宝元年（968年），大理致书宋朝廷，要求通好。

开宝二年（969年），段思聪卒，子段素顺立。同年，大理东部发生边乱，延众镇长宗奇、求州首领代连弄兔，攻陷糜乃等三邑，段素顺派都统、长皇叔、布燮段子标，都监三军、礼乐爽、长驸马、布燮段彦贞等统军平定边寨，诛代连弄兔等，同时讨伐了郎羽、阿房、田洞，会集三十七部首领在石城（曲靖）会盟、颁赏。

段素顺碰上赵匡胤南征，赵匡胤鉴于唐朝的失败，以玉斧划大渡河为界，说“此外非吾有也”，大理国得以保全。后继者段素英笃信佛教，刺文著述《传灯录》举行开科取士，以和尚读儒书者应考，这些人称“释儒”，官吏多从释儒中选任。在位24年。其子段素廉在位13年，无所为。用过一个年号，明启（1010年—1022年）。

段素廉死后，侄儿段素隆继位。段素隆不乐为帝，禅位为僧，开了大理皇帝禅位为僧的先河。侄儿段素真继位。后来段素真禅位为僧，孙子段素兴继位。谥号圣德皇帝，故史称大理圣德帝。

段素兴“性好游狎”，又好大喜功，“广营宫室于东京（昆明），多植花草，于春登堤上植黄花，名绕道金棱，云津桥上种白花，名萦城银棱。每春月，挟妓载酒，自玉案三泉，溯为九曲流觞。男女列坐，斗草簪花，昼夜行乐。”“又有花遇歌则开，有草遇舞则动”，于是段素兴“令歌者傍花，舞者傍草。”“素兴在位，荒淫日甚”。

天明元年（1044年），相国高氏废掉日益荒淫的段素兴，拥立段思平玄孙段思廉为帝，皇位才回到段思平一系。

高氏掌权

段思廉继位，高氏如昔日之董氏，以此拥立之功，一举凌驾于诸姓之上。杨氏势衰，遂铤而走险。1063年，杨允贤公开叛乱，段思廉已经无力平乱，只好请岳侯高智升出兵灭之。至是高氏益盛，高智升占据了整个鄯阐府辖境，段思廉只好晋封高智升为鄯阐侯，赐给王室直辖领地白崖、茹甸两地，王室实力更加削弱，进一步促成了段氏统治的危机。

段思廉时，曾将兵败逃入大理的两广蛮酋侬智高，斩首以献北宋。段思廉在位31年，用过5个年号，保安（1045年—1052年）、正安（1053年—？）、正德（？）、保德（？—1074年）、明侯（？）。

段思廉后禅位为僧，庙号兴宗。其子段廉义继位，高智升渐渐攫取了全部权柄。段廉义在熙宁九年（1076年），曾派使者入贡宋廷。杨允贤虽败，但是杨氏实力仍存，1080年，杨义贞再度发动政变，杀国君段廉义而自立，改元德安，号“广安皇帝”。时为清平官（即宰相）的高升泰受其父高智升之命率东方兵马攻灭杨义贞，拥立段寿辉为大理皇帝，高智升自任布燮，以儿子高升泰为鄯阐侯。自此高氏父子在大理国权倾朝野。

段寿辉即位后，因疑惧高氏，常心神恍惚、忐忑不安。该年，“日月交晦，星辰昼见”，段寿辉更以为“天变”。宋神宗元丰四年（1081年）时，高智升与高升泰父子逼迫段寿辉退位出家，接着便拥立段正明继位，即保定帝。

宋哲宗绍圣元年（1094年），一直以来都在专权的高升泰废段正明，自立为帝。

天授元年（1096年），高升泰病逝。由于云南诸部的反对，高升泰临终嘱咐其子高泰明还政段氏，于是高泰明拥立段正明的弟弟段正淳为大理皇帝。

后理时期

由于段氏政权中断过，故从段正淳起的大理国史称“后理国”。段正淳虽然是大理国的皇帝，接受高氏归还的政权，然而高氏在朝廷仍有很大的势力，宰相皆出自高氏之门，世称高国主。1108年，段正淳让位给其子段和誉（段正严），出家为僧。死后谥号为文安帝，庙号中宗。

段和誉是在宋徽宗大观二年（1107年），接替其父段正淳为大理国第16代国王，直至宋高宗绍兴十七年（1147年）禅位为僧，在位长达39年，是后理国诸王中在位时间最长的，死后谥号宣仁皇帝。段和誉是个有所作为的君主，他明白与宋朝建立友好关系是立国之本，特别重视加强与宋朝的联系，入贡大理马、麝香、牛黄、细毡等土特产，还派幻戏乐人（魔术师）到宋朝表演，深得宋徽宗的礼遇，册封他为金紫光禄大夫、云南节度使、大理国王等。

王国后期

段正兴，又名段易长，段正严之子。当时大权都由高氏相国把持，先后有高量成、高寿贞、高寿昌等。段正兴由于得到相国高量成的支持，在皇位之争中最终胜出。段正兴在位24年，禅位为僧，其子段智兴嗣位。

段智兴极其崇佛，“智兴奉佛，建兴宝寺，君相皆笃信佛教，延僧入内，朝夕焚咒，不理国事”。大修佛寺，建了60寺院，大理是小国，消耗不起，国力有所衰落。段智兴在位时，加修龙首关、龙尾关，加强羊苴咩都城的防御。此间，大理国内高氏子弟多次混战。段智兴死，子段智廉立。段智廉对佛教也感兴趣，派人到宋朝求得大藏经1465部，放置在都城内五华楼。在位仅4年就去世，其弟段智祥继位。

段智祥在位期间广纳贤才，发展农业，治国有方。《南诏野史》称：“举贤育才，时和年丰，称治国焉。”他笃信佛法，后也禅位为僧，位传其子段祥兴。

大理亡国

宋淳佑四年（1244年），大蒙古国出兵临关，远征大理，段祥兴派大将高禾出战，战死于九河。不幸中的万幸是，大理没有因为失败而立即灭亡，蒙古军因大汗窝阔台的死而退兵。

段兴智继位后，大理终于抵挡不住蒙古兵的又一轮进攻，段兴智成了大理国的末代帝王。次年9月，蒙哥汗命其弟忽必烈和大将兀良合台统军，发动了对大理国的大规模征伐，兵分东、西、中三路。忽必烈亲率中路军，于1253年10月过大渡河，抵金沙江，多位酋长归附，献计用革囊渡江，蒙古军遂用皮筏渡江，到达丽江，即历史上有名的“元跨革囊”。忽必烈先派使者到大理劝降，大理相国高泰祥主张坚决抵抗，杀了使者。12月，忽必烈大军一路长驱直入，进军龙首关，几乎没有受到任何抵抗地直逼大理城。随后，兀良合台率领的蒙古西路军也渡江到丽江县塔城、巨甸、石鼓。东路军过金沙江到达楚雄、姚安。这样，三路大军对大理城形成包围之势。大理国内各族的贵族分子纷纷降蒙。当时的大理国，军事力量并不薄弱，但为了削弱段氏势力，控制国政，高氏有意一方面把大理国军队的精锐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一方面则着力发展自己的地方武装，王畿之地的力量反而相当薄弱。段兴智与高泰祥，引兵背城出战，惨遭大败，弃城而逃，各奔一方，蒙古军队不费吹灰之力地攻占了大理都城。忽必烈命令姚枢裂帛为旗，上写止杀，分头号令各街巷，于是军民安定。姚枢还搜集了大理的图书档册。蒙古兵在姚州抓获高泰祥。

天定三年（1254年），忽必烈北归，留兀良合台继续进攻。兀良合台先后平定了大理国的五城、八府、四郡及乌、白蛮三十七部。同年秋，在昆泽（今宜良）俘获大理王段兴智，大理国亡。段兴智被擒后，被送到北方蒙古汗廷，去见蒙哥汗，蒙哥汗施以怀柔，赐金符，令其归国，继续管理原属各部。

至元七年（1270年），元朝在大理原境置云南行省，加强了中国对西南边陲的统治。

疆域

大理国定都羊苴咩城，其政治中心在洱海一带。疆域大概是今天的云南省，贵州省西南部，缅甸北部地区，以及老挝与越南的少数地区。

大理国政权基本继承了南诏的疆界，所统治的区域包括今云南全省、贵州西部、广西西部和四川南部以及越南、缅甸、泰国、老挝的一些地方。《元史》载云：东至普安路之横山（今贵州普安），西至缅甸之江头城（今缅甸杰沙），南至临安路之鹿沧江（今越南莱州省的黑河），北至罗罗斯之大渡河。

大理国后期废除了节度和都督的军事辖区，对其他建制略作了调整，设置八府、四郡、四镇。

八府：除大理首府以外的善阐府（今昆明）、威楚府（今楚雄）、统矢府（即弄栋府，今姚安）、会川府（今会理）、建昌府（今西昌）、腾越府（今腾冲）、谋统府（今鹤庆）、永昌府（今保山）；

四郡：东川郡（今会泽）、石城郡（今曲靖）、河阳郡（今澄江）、秀山郡（今通海）；

四镇：西北的成纪镇（今永胜）、西南的蒙合镇（今巍山）、西部的镇西镇（今盈江）、东部的最宁镇（今开远）。

三十七部：普摩部（今曲靖）、磨弥部（今沾益）、纳垢部（今马龙）、罗鸠部（今罗平）、夜苴部（今富源）、磨弥殿部（今宣威）、落温部（今陆良）、落蒙部（今路南）、师宗部（今师宗）、仁德部（今寻甸）、閟畔部（今东川）、嵩盟部（今嵩明）、际鹿部（今泸西）、维摩部（今丘北）、弥勒部（今弥勒）、阳城堡部（今晋宁）、强宗部（今阳宗海）、步雄部（今江川）、罗加部（今澄江）、宁部（今华宁）、休腊部（今河西）、因远部（今元江）、罗婺部（今武定）、华竹部（今元谋）、罗部（今罗次）、屈中司部（今开远）、纳楼部（今蒙自）、教合部（今文山）、矣尼迦部（今马关）、王弄山部（今河口）、乌蒙部（今昭通）、乃娘部（今彝良）、芒布部（今镇雄）、乌撒部（今威宁）、于矢部（今普安）、休制部（今玉溪）、嶍峨部（今峨山）。

赕（甸）等则隶属大理首府、府、郡、镇。

政治

大理国前期的行政区划承袭南诏后期，带有相当浓厚的军事色彩。大理国后期，行政区划有了根本性的改变，废除了南诏以降以军事统治为主的节度、都督制，而代之以政治统治为主的府、郡制——在经济较为发达开化的地区设府，在主要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设郡，而在强邻压境的边夷地区则设镇，其下再各领（县级）州郡部甸。

经济

货币

关于大理国时期的货币流通，目前尚缺乏文献记录，难以准确描述。学界只能依据元初资料，并以之与唐代记载相对比，勾勒货币流通的大致轮廓。

（一）贝币。五代时期，李珣的《海药本草》曾记述了云南贝币流通的情况。该书说“贝子，云南极多，用为钱货交易。”对此，北宋末年编修的《政和经史证类本草》一书作了引录。这是目前所知的关于大理国贝币流通情况的唯一的一条史料。史料中“极多”一词无疑反映了大理国时期贝币流通的广泛性。

大理国时期，贝币的流通地位得到了巩固，已取了流通领域的主导地位。从云南贝币发展史的角度来讲，大理国时期是贝币确立流通主导地位的时期。贝币流通主导地位的确立，开启了它自身流通使用的新局面。李京《云南志略》说“交易用贝币，俗呼为巴（貝巴），以一为庄，四庄为手，四手为苗，五苗为索。”贝币出现了庄、手、苗、索等换算单位，这比之南诏时期“十六枚为一觅”的单一状况显然是要进步得多，更能适应商品交换发展的需要。随着贝币流通主导地位的确立，贝币的财富意义增强，被广泛地作为财富的象征加以贮藏。

（二）盐币。大理国时期的盐币，没有任何资料加以记载。由唐代以后的元、明、清乃至近代都流通盐币这一情况可以推定它的存在。

大理国盐币流通的区域当与元、明两代相差无几。据《马可波罗行记》和明《景泰图经志书》的记载，元明两代云南使用盐币的地区主要有楚雄、镇源、武定和今红河州一带。显然，盐币主要流通于云南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基本上承袭了南诏时期的流通格局。

（三）金银币。南诏时期，金已从商品交换中分离出来，在一些地区成为了货币。大理国时期，云南的金银开采发展最为迅速，以致元初云南的金课、银课居全国之首。金银开采的发展，有力地推动了金银货币的流通使用。据樊绰《云南志》记载，南诏时期，用作货币的黄金是片块状的生金。经大理国时期至元初，用作货币的金银，已经过加工，提炼成“精金”“纯银”，制成“金条”，“按量计值”，更为规范，更为高级。

（四）宋钱。宋代，中原内地的经济得到长足发展，并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与此同时，边疆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也有了很大的发展。随之而来，中原内地与边疆民族地区市场联系日益紧密，经济交往繁荣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宋朝钱币作为双方市场扩展和联系的载体大量向周围民族地区外流。在宋朝钱币向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流动的过程中，大理国作为西南地区经济最为发达的少数民族政权，流入了一定数量的宋朝钱币。对于大理国时期流入云南的宋朝钱币，有部分学者以为并没有作为通货流通。但是，大理国流入的宋朝钱币主要是通过商业贸易途径进入境内的。既然大理国的商队和边民在贸易中能接受宋王朝的钱币，那么，宋王朝的钱币就要能作为通货在大理国境内流通。否则，宋王朝钱币就难以被接受。从这一点推测，流入大理国的宋朝钱币应该是作为货币使用的。

畜牧业

大理社会经济较南诏时有较大发展。畜牧业亦颇为发达，大理产马，每年有数千匹马经贵州转贩到广西。手工业很兴盛，用象皮制作的甲胄，形式精巧，质坚如铁；披毡、彩漆器皿、马鞭鞍辔等颇有名。冶铁业水平甚高，云南刀为南方各族人民所珍视。冶铜技术纯熟，工艺精巧。

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商业的发达和繁荣。大理对外贸易相当发达。交通四通八达，与中原贸易有四川、邕州（今广西南宁）两条道路。以邕州横山寨（今广西田东）的互市榷场最为繁荣。当时大理商人输往内地的商品有马、羊、鸡等畜禽，刀、毡、甲胄、鞍辔、漆器等手工业品，以及麝香、牛黄等药物。从内地输入的则有汉文书籍、缯帛、瓷器、沉香木、甘草等药材和手工业品。内地先进的科学文化传入云南，对各族人民起了促进作用。大理与缅甸、越南、马来亚、印度、波斯等国家都有贸易往来。随着商业的发展，出现了大理、善阐、威楚、永昌等城市。善阐成为与中原内外密切联系的枢纽。元代统一云南并建为行省后，即以之为省会。

文化

语言

大理和中原一样，尊奉孔子，诵经拜佛，故索求儒家经典、史书、韵书、总集、佛典等文集，传统相仿，观念相同。大理王室自认为是汉人后裔，所以汉文化得到了进一步的推广，比南诏时期更进了一步。在南诏后期，乌蛮的蒙氏王朝为了借助白蛮力量，与白蛮通婚，所以，到了末期王族基本上已白蛮化，语言上逐渐接近白蛮。大理国时期，白蛮当国，保留较多汉语成分的白蛮语取得了绝对优势。

大理国的文学作品文字优美，反映了高超的汉语驾驭能力。现存的《兴宝寺德化铭》《嵇肃灵峰明帝记》《高生福墓志铭》《昆明经幢造幢记》用语工丽，用典若化，与中原毫无差别。大理国的文字资料在考古发掘中屡有出土，其作品形式、语言和中原完全相同。在《三十七部会盟碑》及《段政兴资发愿文》中还保留一些白蛮词语，其中一部分是从南诏一直沿用下来的。

大理王族大力推行汉地文化，在汉文化的影响下，产生了僰文（方块白文，已失传）。方块白文是用汉字书写。今昆明古幢公园内的石幢，是大理时石雕的仅存硕果。此外，壁画和木刻艺术也有极高的艺术价值。

宗教

佛教在南诏时传入云南，至大理时盛行。儒家的教条与佛教的道义几乎融而为一。儒生无不崇奉佛法，佛家的师僧也都诵读儒书，有所谓“释儒”（又称“儒释”），而且任用师僧为官。师僧也通过科举考试取得政治地位。可说大理国是以儒治国，以佛治心，多位国王都曾先后禅位为僧。

当地民俗讲究“家无贫富皆有佛堂，少长手不释念珠。”大理国与南诏被称为“妙香古国”，不仅是因为这时期佛教僧徒众多，更重要的是佛教的三大体系在这里都存在，这里还是云南境内的佛教支系阿吒力教主要流传地。

民族

大理国境内的民族群体和南诏时期相比变化不大，主要民族有白蛮、乌蛮、和蛮、施蛮、顺蛮、磨些蛮、锅锉蛮、寻传蛮、裸形蛮、望蛮、扑子蛮以及芒蛮、白衣等。其中，由氐羌民族直接发展来的乌蛮是大理国的主体民族。

军事

整个大理国时期，对内对外战争不如南诏频繁，规模也不如南诏庞大。

第一、无论是在兵种还是数量上，大理国军队都与南诏相与领顽，基本上不存在弱于南诏的状况。

第二、说大理国没有军力向别的地方攻掠，这不是事实。

从国内、国外有关的史籍记载可知，大理国军队曾经先后远涉今贵州西部、越南北部以及缅甸北部诸地，说明大理是有力量进行域外作战的。而且，从元初鬓贫军被蒙古倚重东征西讨、所向克捷来看，大理国常备军的战斗力绝对不弱。

外交

外交上，大理与宋朝、缅甸、越南、马来亚、印度、波斯等国家都有贸易往来。十一世纪，缅甸蒲甘王朝一世王阿奴律陀率领使团到大理朝拜佛牙，受到大理国的热情接待。大理国描工张胜温的《张胜温画卷》画了大理国国王利贞皇帝率文武群臣官员虔诚礼佛的景象；画了大理国佛教的诸佛、菩萨等；还画了“十六大国王众”参加礼佛的盛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