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背景
特务政治,是太祖高皇帝朱元璋的发明,他为了“以重典驭臣下”,设立特务机构—检校,职责是“专主察听在京大小衙门官吏不公不法及风闻之事”,检校的鹰犬无孔不入,朱元璋对各级官员的一举一动了如指掌。大杀功臣的“胡惟庸党案”爆发两年以后,即洪武十五年(1382年),朱元璋又设立锦衣卫—由皇帝直接指挥的军事特务组织,掌管侍卫、缉捕、刑狱,它所设的监狱称为“诏狱”,审判皇帝特批的人犯。
朱棣在靖难之役中用武力非法推翻了建文帝政权,在南京自行登基,改元永乐,是为明成祖永乐皇帝。但当时社会上对永乐政权的合法性异议纷起。一方面建文帝未死的流言不时出现,另一方面朝廷中的很多大臣对新政权并不十分支持。而朱棣亦对朝廷大臣多不信任。
他觉得设在宫外的锦衣卫使用起来并不是很方便,于是决定建立一个新的机构。在朱棣起兵的过程中,一些宦官和和尚出过很大力(如著名的郑和、道衍),所以在他心目中,还是觉得宦官比较可靠,而且他们身处皇宫,联系起来也比较方便。于是朱棣一反太祖关于宦官不得干预政事的禁令,重用宦官。
机构沿革
东厂设置
永乐十八年(1420年)十二月,明成祖朱棣为了镇压政治上的反对力量,决定设立一个称为“东缉事厂”,简称“东厂”的新官署,命所宠信宦官担任首领。建立东厂还有监视锦衣卫的意图。东厂建立更深的背景是明代加强中央集权。起初直接受明成祖指挥,后来统辖权移到宦官手里,其权力在锦衣卫之上。
东西分设
成化十三年(1477年)正月,宪宗命汪直在锦衣卫的校尉中选拔一百多名善于刺探情报的能手,组建特务机构,总部设在灵济宫前,称为西厂,与东厂相区别。其为员权力超过东厂,活动范围自京师遍及各地。及至宪宗时又复设立“西厂”。这个机构“不特刺奸之权,薰灼中外,并东厂官校,亦得稽察”。其后虽因内阁大学士的“谏阻而罢”,但至武宗时“西厂复设”,形成东西“两厂对峙”的局面。更有甚者,未几又设立“内行厂”,以大宦官“刘瑾躬自领之”,东厂、西厂皆受监临,“逻卒四出,天下骚然” 。
把持朝政
明朝后期,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日益激化, 封建专制的皇权面临严重危机,明熹宗重用宦官魏忠贤,把中国历史上的宦官专权推到登峰造极的地步。魏忠贤在宫内选会武艺的宦官组成一支万人武装队伍,作为羽翼;在外收罗齐楚浙党为主的官吏作义子走卒,人称“阉党”。文臣有崔呈秀等“五虎”,武将有田尔耕等“五彪”,还有“十孩儿”、“四十孙”等,“自内阁、六部至四方总督、巡抚,徧置死党”。秉笔批红,掌握朝政,从首辅至百僚,都由他任意升迁削夺;他握有军权,可随意任免督、抚大臣;他也握有经济大权,派亲信太监总督京师和通州仓库,提督漕运河道,派税监四出搜括民财。“内外大权一归忠贤”。出门车仗,形同皇帝,所过之处,士大夫都跪在道旁高呼魏忠贤九千岁。阉党和无耻官吏还竞相在各地为他修建生祠,一祠耗银数万乃至数十万两,祠成后,地方官要春秋祭享,官、民入祠不拜者论死。魏忠贤专权时,厂卫特务更是空前嚣张。
天启三年(1623年),他自任东厂提督;锦衣卫的都督,则是他的干儿子田尔耕。厂卫勾结,大兴冤狱,残害异己官吏,勒索钱财,暴虐百姓。“民间偶语,或触忠贤,辄被擒僇,甚至剥皮、刲舌,所杀不可胜数,道路以目”(《明史·魏忠贤传》)一次,京城四个平民在密室夜饮,一人酒酣耳热,大骂魏忠贤,其余三人不敢出声。骂者话音未了,突有隶役数人冲入,捉四人面见魏忠贤,魏下令将骂人者当场剥皮,另三人赏钱放回。生还者吓得魂飞魄散,险成疯疾。魏忠贤肆虐专政七年,使明末各种社会矛盾更加激化,加速了明王朝的崩溃。
思宗即位后,虽然逮捕了魏忠贤,罢逐了阉党,但积重难返,他仍然任宦官、倚厂卫,还振振有词地埋怨大臣:“苟群臣殚心为国,朕何事乎内臣”(《明史·宦官传》),就这样直到明朝灭亡。
机构设置
东厂的首领称为东厂掌印太监也称厂公或督主,是宦官中仅次于司礼监掌印太监的第二号人物。通常由司礼监中排名第二或者第三的秉笔太监担任,其官衔全称为“钦差总督东厂官校办事太监”,简称“提督东厂”。东厂的属官有掌刑千户、理刑百户各一员,由锦衣卫千户、百户来担任,称贴刑官。
除此以外,设掌班、领班、司房四十多人,由锦衣卫拨给,分为子丑寅卯十二颗,颗管事戴圆帽,着皂靴,穿褐衫。其余的人靴帽相同,但穿直身。
具体负责侦缉工作的是役长和番役,役长相当于小队长,又叫“档头”,共有一百多人,也分子丑寅卯十二颗,一律戴尖帽,着白皮靴,穿褐色衣服,系小绦。役长各统帅番役数名,番役又叫“番子”,又叫“干事”,这些人也是由锦衣卫中挑选的精干分子组成。
东厂不仅在机构及人员配置上更加精干合理,而且在侦缉行动上制订了相当严密的制度。如每月初一东厂都要集中布置当月的侦缉工作,厂役在东厂内抽签决定所负责的地盘。在文献记载中可以发现,东厂厂役的工作种类都有特殊的名称。例如监视朝中各部官员会审大狱及锦衣卫拷讯罪犯者名为“听记”,在各处地方官府访缉者名为“坐记”,还有某位官员有何举措,或某城门捕得要犯,胥吏记录上报东厂者名为“打事件”。
东厂第一任厂主已不可考, 《明史·成祖三》记载 “是年,始设东厂,命中官剌事。”
明代大太监王振、刘瑾、冯保、魏忠贤都曾统领东厂。到了明末,东厂也有了自己的监狱。
机构职责
刑狱审讯
东厂的职能是“访谋逆妖言大奸恶等,与锦衣卫均权势”。一人掌理,委以缉访刺探的大权。起初东厂只负责侦缉、抓人,并没有审讯犯人的权利,抓住的嫌疑犯要交给锦衣卫北镇抚司审理;但到了明末,东厂也有了自己的监狱。
东厂的侦缉范围非常广:一、朝廷会审大案、锦衣卫北镇抚司拷问重犯,东厂都要派人听审。二、朝廷的各个衙门都有东厂人员坐班,监视官员们的一举一动。
社会监视
东厂监视政府官员、社会名流、学者等各种政治力量,并有权将监视结果直接向皇帝汇报。依据监视得到的情报,对于那些地位较低的政治反对派,不经司法审判,东厂可以直接逮捕、审讯;而对于担任政府高级官员或者有皇室贵族身份的反对派,东厂在得到皇帝的授权后也能够对其执行逮捕、审讯。
东厂入内即摆设大幅岳飞画像,提醒东厂缇骑办案毋枉毋纵。
《明史·刑法志》:“刑法有创自有明,不衷古制者,廷杖、东西厂、锦衣卫、镇抚司狱是已。是数者,杀人至惨,而不丽于法。踵而行之,至未造而极。举朝野命,一听之武夫、宦竖之手,良可叹也。”又“东厂之设,始于成祖。锦衣卫之狱,太祖尝用之,后已禁止,其复用亦自永乐时。厂与卫相倚,故言者并称厂卫。”
与锦衣卫、西厂异同
东厂、西厂和锦衣卫是明代在刑部、都察院、大理寺这三个司法机关以外设置的直接听命于皇帝,执掌“诏狱”的特务机构。
锦衣卫,皇帝的侍卫机构。前身为太祖朱元璋时所设御用拱卫司。明洪武二年(1369年)改设大内亲军都督府,十五年设锦衣卫,作为皇帝侍卫的军事机构。
西厂在明朝历史上只短期存在过,明宪宗成化年间成立了一个新的内廷机构——西厂。其势力甚至超过了老前辈东厂
西厂仅仅成立5个月就被撤销,只相隔一个月宪宗又恢复西厂。明武宗继位后,大太监刘瑾掌权,宦官势力再度兴起,西厂复开,刘瑾倒台,武宗才下令撤销西厂。西厂作为一个临时产品,就这样在历史上永远地消失了。
锦衣卫的首领称为指挥使(或指挥同知、指挥佥事),一般由皇帝的亲信武将担任,很少由太监担任。属于外臣。而东厂、西厂的首领是宦官,即内臣。
在与锦衣卫的关系上,东厂后来居上。由于东厂厂主与皇帝的关系密切,又身处皇宫大内,更容易得到皇帝的信任。锦衣卫向皇帝报告要具疏上奏,东厂可口头直达;皇帝还赋予东厂督主以监督锦衣卫人员的权力。东厂和锦衣卫的关系,逐渐由平级变成了上下级关系 。在宦官权倾朝野的年代,锦衣卫指挥使见了东厂厂主甚至要下跪叩头。
东厂、西厂与锦衣卫共同点是监视、侦查、镇压官吏的不法行为,即“巡查缉捕”。
总之,出于专制政权的内部需要,皇帝需要一个独立于官僚机构之外的势力供自己使用,东厂、西厂与锦衣卫都是这样的机构。
历史影响
明代的宦官是人们不断诟病的对象,宦官及领导的东厂给明朝社会造成了深刻的影响,也是明朝灭亡的重要因素之一,他们对社会的干扰体现在方方面面。明朝多数士大夫深受传统思想的影响,从维护明王朝的统治出发,对东厂干预司法的行为予以激烈的批评。他们认为,东厂受理词讼常常酿制冤案,随意侦缉威胁社会稳定,干涉狱政经常滥加私刑。他们指出,东厂干预司法,破坏了明初设立的三法司管理司法事务的祖制,威胁明王朝统治的稳定。
厂卫的主要任务之一是监视官僚系统。至于社会上层人物的隐私,以至“家人米盐猥事”,很难躲过厂卫的耳目,多在宫中传笑。厂卫对民间的监视,尤其是针对富民的监视,也无孔不入。吴养春靠黄山收息,是徽州有名的富户。他的家仆告他私占黄山,历年所得租税计六十余万金。吴养春被逮至京,照数追赔,他本人被拷打而死,妻女自缢,家产尽收。郡中许多富户也因受牵连而破产。一般来说,专权宦官同外朝官僚、同民间富户的关系都是很紧张的。
历史评价
明代东厂大堂入内即可见大幅岳飞画像,提醒东厂缇骑办案毋枉毋纵,堂前还有一座“百世流芳”的牌坊。可惜东厂在实际办案中完全背离了这个初衷。东厂番子每天在京城大街小巷里面活动,并非完全为朝廷办事,更多的是为自己谋私利。他们常常罗织罪名,诬赖良民,之后就屈打成招,趁机敲诈勒索。到了明中后期,东厂的侦缉范围甚至扩大到了全国,连远州僻壤,也出现了“鲜衣怒马作京师语者”。
明代的刘瑾、魏忠贤等专权的宦官,大多倚靠锦衣卫、东西厂、等类带有特务性质的专设监察机构,不断陷害、诬杀正直大臣,多用酷刑,魏忠贤的党徒拷掠杨涟、左光斗等正直官僚,用尽酷刑。
史籍记载:“京师亡命,诓财挟仇,视干事者为窟穴”,这也就是说,东厂干事成为流氓头子,“自京师至天下,旁午侦事,虽王府不免”,“冤死者相属”。
东厂建立初期客观上有反腐败的效果,极大的加强了皇权。但东厂更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历史影响。
一、越过正常的官僚机构,进行特务活动,存在大量阴暗面,人为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
二、为宦官专权提供了条件,但在明朝宦官只是皇帝权力的延伸。
由于东厂镇压的手段极其残酷,且有因向独裁者邀功或其私利而为之,所以容易制造大量的冤假错案,以致于东厂在明代社会上的口碑极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