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号

相传，朱元璋初定天下，建国号意在大中，既而祈天，乃得大明。又称皇明，清朝时称之为前明。又因皇室姓朱，称朱明。

大明国号来源有多种说法，一般认为与宗教有关，吴晗等人认为，大明国号的源头是明教，而南京大学胡阿祥等认为此国号出自白莲教，而源头则是佛教。朱元璋手下有一部分明教徒，用“明”作国号以示正统地位，也同时应和明教中的“明王出世”预言。其次，以明喻火，根据五德终始说，表示明朝取代元朝是以火克金。另有观点认为，明朝国号出自《周易·乾·彖》“大明终始”，与元朝国号同出一典，象征元、明之间正统嬗替。

历史

开国统一

元朝末年，蒙古统治者残暴无道。1351年，元廷征调农民和兵士十几万人治理黄河水患。“治河”和“变钞”导致红巾军起义爆发。1351年，韩山童、刘福通领导的红巾军起义爆发。1352年，郭子兴响应，聚众起义，攻占濠州。平民出身的朱元璋受汤和邀请投奔郭子兴，屡立战功，备受郭子兴器重和信任，并娶郭子兴养女马氏为妻。1355年，刘福通立韩林儿为帝，国号宋，年号龙凤，称小明王。郭子兴病故后朱元璋统率郭部，小明王任其为左副元帅。

1356年，朱元璋占领集庆（今南京），改名为应天府，并攻下周围战略要地，获取一块立足之地。朱元璋采纳朱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建议，不断壮大自己的实力。至正十七年（1357年），耿炳文克长兴，徐达克常州，而朱元璋亲自率军攻取宁国。随后赵继祖克江阴、徐达克常熟。胡大海克徽州、常遇春克池州，缪大亨克扬州。至正十九年（1359年），朱元璋陆续攻占浙东余下各地，常遇春克衢州、胡大海克处州，至此朱元璋部控制江左、浙右各地，向西与陈友谅部相邻。此时，尽管朱元璋拥有十万兵力，但是占有的地盘仍然很少，而且四面受敌。东面和南面是元军，东南是张士诚，西面是徐寿辉，虽然同是反元武装，但是张、徐二人同小明王却相互敌视。不过，北面小明王、刘福通率领的红巾军主力，大大牵制了元军，而且，张士诚、徐寿辉的力量还不足以兼并朱元璋。这样一来，朱元璋暂时面临着一个很好的发展机会。1360年，朱元璋在龙湾之战中击败陈友谅。1361年，朱元璋被小明王封为吴国公。1363年，陈友谅在鄱阳湖水战中败亡。1364年，朱元璋称吴王，初步建立政权，史称“西吴”。与占平江府的东吴王张士诚相区别。朱元璋建百官司属，仍以龙凤纪年，以“皇帝圣旨，吴王令旨”的名义发布命令。灭陈友谅后，东面的张士诚和方国珍便成为朱元璋下一步的消灭对象。1367年，朱元璋攻下平江，张士诚自尽。

1367年，朱元璋对北伐作出了部署，策划先取山东，撤除蒙元的屏障；进兵河南，切断元朝羽翼；夺取潼关，占据元朝门槛；然后进兵大都，这时元朝势孤援绝，不战而取之；再派兵西进，山西、关中、甘肃可以席卷而下。十月二十一日，朱元璋命中书右丞相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平章常遇春为副将军，率军25万，北进中原。后命胡廷瑞为征南将军，何文辉为副将军，进攻福建。同年，方国珍投降。命湖广行省平章杨璟、左丞周德兴、参政张彬取广西。北伐大军按计而行。徐达率兵先取山东，再西进，攻下汴梁，然后挥师潼关。北伐中发布《谕中原檄》，提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的纲领。

在北伐的同时，洪武元年（1368年）正月初四，朱元璋在应天（南京）南郊即皇帝位，定国号大明，年号洪武。洪武元年（1368年）七月，各路大军沿运河直达天津，二十七日进占通州。八月，明军进逼大都，元顺帝带领三宫后妃、皇太子等开健德门逃出大都，经居庸关逃奔上都，元朝在全国的统治结束，割让四百年的幽云十六州也被收回。之后朱元璋又八次派兵深入漠北，大破北元的军队。洪武二年（1369年），徐达从东面进入山西，击败扩廓帖木儿，年底平定陕西。洪武三年（1370年）正月，命右丞相徐达为征虏大将军，李文忠为左副将军，冯胜为右副将军，出兵进攻北元。明军此次北征，三路皆胜，元昭宗爱猷识理达腊逃到漠北，其子买的里八剌等被俘。洪武四年（1371年），汤和、傅友德等灭明夏，取四川。洪武十五年（1382年），傅友德、蓝玉等取云南，消灭元梁王把匝剌瓦尔密。洪武二十年（1387年）正月，朱元璋命宋国公冯胜为征虏大将军，颍国公傅友德、永昌侯蓝玉为左右副将军，率师20万人北征故元太尉纳哈出。得其军民24万余人，羊、马、驴、驼、辎重无数，最后肃清了元朝在辽东的势力。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三月，明朝侦察到天元帝脱古思帖木儿在捕鱼儿海（今贝尔湖），蓝玉部明军到达捕鱼儿海南岸，发动突袭，俘获包括脱古思帖木儿次子地保奴、太子必里秃妃、吴王、代王、平章八兰等人。

洪武之治

明朝建立后，百废待兴，明太祖朱元璋还无暇顾及国家机构的调整，故仍旧沿袭元朝的中书省宰相负责制，在中央设中书省作为辅佐皇帝处理政务的机构。随着元朝势力向北败退，明朝胜利的大局已定，朱元璋的治国方略也在逐步转变。为了加强君权，打击相权，废除中书省及丞相成为必然的选择。废丞相后，自统六部，以加强皇权。挑选几名文人担任华盖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等殿阁大学士，协助他批阅奏章，充当顾问。实行分封制，明太祖将儿孙派驻各战略要地为王，以“外卫边陲，内资夹辅”；创建卫所制度，由中央牢牢控制军事指挥权。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将全国定为17个都司、3个行都司、1个留守司、329个内外卫、65个千户所。朱元璋出身贫苦，受贪官污吏的敲诈勒索，又鉴于元朝的政治混乱，故以猛治国。朱元璋高度肯定了法律的治国作用。他说：“夫法度者，朝庭所以治天下也”。即位后在全国掀起了打击贪官的运动，矛头直指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贪官污吏。洪武六年（1373年），刑部尚书刘惟谦奉旨编定《大明律》，朱元璋亲加裁酌，后又经三次修订，于洪武三十年（1397年）正式颁行。洪武十八年（1385年）朱元璋又颁布《大诰》。

朱元璋即位后，采取轻徭薄赋的政策，恢复社会生产。朱元璋在位期间，下令农民归耕，奖励垦荒。1370年下令：北方郡县荒芜田地，不限亩数，全部免三年租税。他还采取强制手段，把人多地少地区的农民迁往地广人稀的地区；对于垦荒者，由政府供给耕牛、农具和种子；并规定免税三年，所垦之地归垦荒者所有；还规定，农民有田五至十亩的，必须栽种桑、棉、麻各半亩，有田十亩以上者加倍种植。这些措施大大激发了农民垦荒的积极性。组织各地农民兴修水利；大力提倡种植桑、麻、棉等经济作物和果木作物、他还徒富民，抑豪强；下令解放奴婢；减免赋税，严惩贪官；派人到全国各地丈量土地，清查户口等等。在地方确立里甲制，配合赋役黄册户籍登记簿册和《鱼鳞图册》的施行，落实赋税劳役的征收及地方治安的维持。

朱元璋平定天下后，大封功臣，也对功臣有所猜忌。朱元璋借此兴胡惟庸案和蓝玉案，清理权贵和不法功勋。1380年，朱元璋以擅权枉法之罪名杀胡惟庸，又杀御史大夫陈宁、御史中丞涂节等人，废除中书省，不再设丞相。1390年，李善长被赐死，家属七十余人坐死，总计株连者达三万余人。儒臣宋濂只因受孙子连累，全家被贬到四川，他也病死于途中。此案延续了十年之久，前后被株连的几十家王公贵族，共三万多人。此后，朱元璋又借大将军蓝玉张狂跋扈之名大加诛杀，连坐被族诛的有一万五千余人。加上空印案与郭桓案合称明初四大案。朱元璋通过打击功臣、设立锦衣卫加强特务监视等一系列手段来加强皇权。“胡蓝之狱”后，明太祖意尚未足，过了年余，颍国公傅友德，奏请给怀远田千亩，非但不准，反将他赐死。定远侯王弼，又奉诏赐死。宋国公冯胜亦被赐死。经过几次党狱，明初的功臣大量被杀，间接导致了明太祖死后靖难之役中朝廷无可派之将。

永乐盛世

1398年，朱元璋去世。由于太子朱标早死，由皇太孙朱允炆即位，年号建文，即明惠帝。建文帝为巩固中央集权，与亲信大臣齐泰、黄子澄等密谋削藩。周王、代王、齐王、湘王等先后或被废为庶人或被逼自杀。同时以边防为名调离燕王朱棣的精兵，欲铲除燕王。朱棣在姚广孝的建议下以“清君侧，靖内难”的名义起兵，经过四年的夺位战争，最后率军南下，攻占京师（今南京），史称靖难之役。建文帝在宫城大火中下落不明。1402年，燕王朱棣即位，改元永乐。

朱棣即位后，对异议者强力镇压，诸如黄子澄、齐泰等建文旧臣等都被杀。其中以方孝孺的“诛十族”和景清的“瓜蔓抄”最为惨烈。明成祖在位时期，继续实行削藩政策，加强中央集权；改革官制机构，完善了文官制度，在朝廷中逐渐形成了后来内阁制度的雏形。他任命七位学者到翰林院的高级岗位上来，然后让他们担当国家事务的主要顾问。明成祖任命解缙、黄淮为翰林学士。不久又任命了胡俨、胡广、杨荣、杨士奇和金幼孜。还恢复了明太祖时期后来被废除的锦衣卫，另外他还设置了另外一个特务组织——东厂，厂卫制度由此确立。此外，明成祖为了加强对北方的控制，永乐元年（1403年），诏以北平为北京，改北平府为顺天府。永乐十四年（1416年），朱棣下令正式营建北京。永乐十八年（1420年），北京宫殿落成。这年九月，朱棣下令明年以北京为京师，正式迁都北京。永乐十九年（1421年）正月，朱棣在北京御奉天殿，朝百官，大祀南郊，迁都大政至此基本完成。

朱棣注意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认为“家给人足”“斯民小康”是天下治平的根本。他大力发展和完善军事屯田制度和盐商开中则例，保证军粮和边饷的供给。派夏原吉治水江南，疏浚吴淞。在中原各地鼓励垦种荒闲田土，实行迁民宽乡，督民耕作等方法以促进生产，并注意蠲免赈济等措施，防止农民破产，保证了赋役征派。通过这些措施，永乐时“赋入盈羡”，达到有明一代最高峰。明成祖时期标榜文治。永乐元年（1403年），明成祖命翰林侍读学士解缙等人，广采天下书籍，分类编辑成书，不厌浩繁。第二年冬便编成了一部大型类书，朱棣命名为《文献大成》。但朱棣仍嫌此书简略，又命姚广孝等人重修，永乐五年（1407年），书成，朱棣赐名《永乐大典》。

永乐时期在对外扩张上取得了辉煌的战果。在南面，永乐四年（1406年），明成祖命朱能为征夷将军，张辅、沐晟为副将军，率兵号称80万征讨安南。永乐五年（1407年）五月，俘黎季犛父子。永乐五年（1407年）六月，明朝令改安南为交趾，设交趾布政使司。在北面，朱棣又亲自率兵五征漠北打击北元分裂后的鞑靼与瓦剌。从永乐八年（1410年）开始，朱棣亲自率领明军进行北伐。明军击破蒙古铁骑，蒙古本部的鞑靼向明朝称臣纳贡。永乐十二年（1414年），朱棣举行第二次北伐，击败了蒙古另一部瓦剌，瓦刺遣使谢罪之后，朱棣班师回朝。永乐二十年（1422年），朱棣举行第三次北伐，大败兀良哈蒙古。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七月，明成祖第四次北伐，再次亲征阿鲁台。十一月，班师回朝。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正月，朱棣组织进行第五次北伐。同时授予兀良哈蒙古的朵颜、泰宁和福余三个卫所自治权。朱棣还于1406年和1422年对兀良哈蒙古进行镇压，以维持这一地区的稳定。东北方面，朱棣还安抚东北女真各部，在归附的建州女真、海西女真设置卫所，并派亦失哈安抚黑龙江下游的野人女真。1407年亦失哈在混同江庙街的对岸塔林设奴儿干都司，亦失哈并于1413年视察库页岛，宣示明朝对此地的主权。对于西藏，自明成祖开始，明政府在藏区各教派中先后封了三大法王、五个王及其他各级僧官若干，“俱给印诰，传以为信”，为明明成祖朱棣数次北征，朱高炽都以太子身份监国，朝无废事。朝廷效力。

朱棣实行积极的外交策略，自1405年开始派郑和下西洋，与各国进行政治经济来往，增长财政收入的同时将朝贡制度推向巅峰。其舰队规模空前庞大，最远到达东非索马里地区，扩大明朝对南洋、西洋各国的影响力。《明史》评价明成祖时期的国力“远迈汉唐”。但明成祖朱棣也是个好大喜功之人，他五征蒙古、出兵安南 、派郑和下西洋以及迁都北京等为百姓带来了沉重负担，导致民乱、农民起义时有发生。削藩政策的不彻底性也为其死后汉王叛乱埋下伏笔。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七月，朱棣死于征途之榆木川，庙号太宗，嘉靖十七年（1538年）改庙号成祖。

仁宣之治

明成祖去世后，其长子朱高炽即位，即明仁宗，年号洪熙。明仁宗有很高的政治经验，明成祖朱棣数次北征，朱高炽都以太子身份监国，朝无废事。朱高炽即位后开始了一系列改革，首先平反冤狱，释放夏原吉等因谏阻北征而入狱的旧臣，赦免了建文帝旧臣和永乐时遭连坐流放边境的官员家属，并允许他们返回原处，又平反冤狱，使得许多冤案得以昭雪，并恢复一些大臣的官爵，从而缓和了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在政治上，其统治偏向保守固本，任用“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等贤臣辅佐朝政。明仁宗通过改组内阁，授予他的某些心腹顾问显贵的品位，以著名的翰林学士和干练的官员充实行政官署，来开始他组织新政府的工作。明仁宗还一改永乐时的暴政，他褒奖直言，虚怀纳谏，此举虽然仍有相当的局限性，但与永乐时期相比，已有了很大的进步。在军事上，明仁宗修整武备，停止了永乐时期的大规模用兵。洪熙元年（1425年）四月十六日，他定北京所有政府部门为行在。并派皇太子朱瞻基到南京谒皇陵，计划将京师迁回南京。但仁宗年龄已经偏高，即位仅一年就驾崩。仁宗驾崩后，长子朱瞻基即位，是为明宣宗，年号宣德。

明宣宗在仁宗奠定的基础上，倚靠重臣杨士奇、杨荣、杨溥“三杨”及尚书蹇义、夏原吉，组成了志在守成的稳健的统治核心。在解决了前朝遗留的问题后，重点转向治理内政方面。首先平定了汉王高煦之叛。早在永乐十五年（1417年），深得永乐帝宠信的汉王朱高煦夺嫡失败后，受到永乐帝惩罚，徙封乐安州（今山东惠民）。但他不甘失败，宣宗少主初立，汉王妄图重袭“靖难”故事，于宣德元年（1426年）八月举兵反叛，宣宗在“三杨”等人支持下亲征，平息了反叛，将汉王父子废为庶人，禁锢京师，巩固了中央政权。为休兵养民，明宣宗一改永乐时的讨伐政策，主动从交趾撤兵，减轻了人民负担，节省了大批人力财力。

明宣宗清革前弊，整顿统治机构，对那些“贪津不律”、“不达政体”和“老疾”者，予以罢免，实行精简和裁冗措施，以振朝风。派遣廷臣出任地方知府，而这些通过荐举和赐敕委派的知府，多为当时最干练的官员。另外，明宣宗在一些重要省份设置巡抚，主要目的是整理赋税。在用人方面，明宣宗限制入仕人数，实行保举和欠任，目的在于任官得人和责成治效。明宣宗还实行了一些减轻民困的措施，蠲免税粮、复业流民、赈灾救荒等，在稳定明朝统治方面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明宣宗实行德政治国，并且先后派遣郑和、王景弘下西洋，并延续明仁宗的治国理念，实行重农政策，赈荒惩贪，息兵养民，使明朝天下安定，社会经济迅速发展。使国力达到极盛，史称“仁宣之治”。但明宣宗同样擅长书画，有画作传世。同时宣宗设立内书堂教宦官读书，为明英宗时期的宦官乱政埋下隐患。

由盛转衰

1435年，九岁的朱祁镇继位，即明英宗，年号正统。正统初年，因明英宗年幼，太皇太后张氏与三杨治国有道，明朝颇有一番欣欣向荣之态。三杨担任内阁辅臣期间，安定边防，整顿吏治，发展经济，使得明朝国力鼎盛。1442年，遏制王振权势的张太后去世之后王振大肆揽权。太监王振原在太子宫当差，他极善察言观色，迎奉拍马，把太子哄得难离他半步。朱祁镇即帝位后，便把他提拔为宫中地位最高的司礼监太监，替皇帝管理和批阅所有奏章。王振成了正统皇帝最为信赖之人。元老重臣“三杨”死后，王振更专横跋扈，将明太祖留下的禁止宦官干政的敕命铁牌撤下，举朝称其为“翁父”，英宗对他信任有加。王振擅权七年，家产计有金银六十余库。

此时，明王朝流民问题十分严重。正统时期，流民问题几乎遍及全国。打破了明初确立的基层里甲控制体系。明王朝为榨取更多白银，加紧盘剥矿工，对闽、浙、赣部分山区实行封锁，1444年，叶宗留、邓茂七等发动起义，沉重打击了明王朝在闽浙的统治势力。此外，正统时期，英宗与王振连续发动对麓川的征讨战争（明征麓川之役），数十万人被征用，致使大军疲惫、国库亏空，对北面蒙古瓦剌的防御空虚。

明朝灭元后，蒙古族各部经过几十年休养生息，逐渐强大起来。其中与明廷关系最为密切的，是一支称作瓦剌的蒙古部落，已成为明廷最大的边患。面对日益强大的瓦剌，朝臣多次上疏要求增加军备，整顿兵制，但都被王振驳回。正统十四年（1449年），瓦剌太师也先，寻衅发兵，分四路向内地进攻。明廷由于多年军备废弛，军队不堪一击，瓦剌军很快就越过边塞，引起明廷一片混乱。王振为邀功讨宠，不顾军力疲惫，粮草不足，竟怂恿英宗集结五十万军队御驾亲征。结果明军出征仅一个月，大军回师至土木堡时，被瓦剌军追上，士兵死伤过半，英宗被俘，王振为乱军所怒杀，史称“土木之变”。是明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

土木之变后，兵部侍郎于谦拥戴英宗弟朱祁钰即位，即明代宗，改元景泰。于谦升任兵部尚书，决定坚守北京，整顿边防积极备战，随后南直隶、河南、山东等地勤王部队陆续赶到。同年十月，瓦剌军直逼北京城下。于谦率领各路明军奋勇抗击，屡次大破瓦剌军，也先率军撤退。明朝取得北京保卫战的胜利，于谦力排众议，加紧巩固国防，拒绝求和，并于次年击退瓦剌多次侵犯。

夺门之变

明代宗朱祁钰即位后，针对内忧外患的局面，采取了积极措施。政治上他广开言路，招贤纳士，稳定局面，重用于谦等贤臣，吏治为之一新。军事上，对于瓦剌的进攻趋势，采取抵抗到底的策略，在于谦等人的协助下，彻底改组了京师卫戍部队的指挥机构。对戍军的控制权原来由贵族和宫廷宦官分掌；戍军中的每个营完全自主，分别受训，并各由它自己的战地将领统率。但1450年，也先释放明英宗。然而代宗因为皇权问题不愿遣使迎驾，后又把英宗困于南宫（重华宫）软禁。并废皇太子朱见深，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为太子。不久见济病死，代宗迟迟不肯再立朱见深为太子。英宗、代宗因而严重对立。

1457年，石亨、徐有贞、曹吉祥等人联盟，欲拥戴英宗复辟以求功赏。趁着明代宗重病之际发动政变。徐有贞率军攻入紫禁城，石亨等人占领东华门，立明英宗于奉天殿，改元天顺，史称夺门之变。之后废代宗为郕王，并且逮捕处死于谦。明英宗复辟后，略有新政，废除自明太祖恢复的殉葬。之后因内部政变流放徐有贞，因曹石之乱诛杀石亨、曹吉祥等人。

1464年，英宗去世，太子朱见深即位，即明宪宗，年号成化。成化初年，宪宗经历了两场政治风波，一是河南人刘通、石龙聚众在房县（今湖北）造反，短时之内相从者达数万之众，宪宗派官军镇压，很快平息，刘通被斩首，石龙逃窜四川；二是大藤峡之乱（藤峡盗乱），宪宗派官军镇压。宪宗时期，重用阁臣李贤等人辅政，于夺门以来诸政，重新厘正，以取得朝野支持。为于谦平反，恢复景泰帝帝号。但李贤去世之后，宪宗宠爱年长自己十七岁的万贵妃，宠信宦官汪直、梁芳等人，怠于政事。晚年又好方术，以至奸佞当权，西厂横恣，朝纲败坏，民不聊生。宪宗直接颁诏封官，是为传奉官，造成舞弊成风，直到孝宗时才全被裁撤。到成化十年（1474年），朝中难有直臣容身。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正月，吏科给事中李俊上书宪宗，直陈时政六弊，措辞十分激烈。宪宗被迫免术士李孜省之职，但对进谏大臣耿耿于怀，密书60余人姓名于墙壁，寻找时机贬逐。政治昏暗，奸臣当道，西厂横行不法，王室奢侈而官吏贪污盘剥，加上连年的水、旱灾，人民处于饥寒交迫、水深火热之中。

弘治中兴

1487年，明宪宗去世，其子十八岁的朱祐樘继位，即明孝宗，年号弘治。明孝宗在位期间，推行了一套明智的政治措施。史称“更新庶政，言路大开”，孝宗先是将成化年间的一批奸佞冗官尽数罢免，逮捕治罪，并选贤任能以委重任。凡是宪宗亲信的佞幸之臣一律斥逐。于是吏部尚书万安、礼部侍郎李孜省、僧人继晓等，或杀、或贬，逐出京师；获罪较轻的或贬官放逐、或流放边地、或孝陵司香。大量起用正直贤能之士。同时，更定律制，复议盐法，革废一应弊政，政治清明，朝野称颂，使自英宗以来的陋习得以去除，明孝宗被誉为“中兴令主”，人称弘治中兴。

明孝宗勤于政事，每日两次视朝。明孝宗对宦官严加节制，锦衣卫与东厂也谨慎行事，法治宽刑。孝宗力行节俭，不大兴土木，减免税赋。明史称孝宗为“恭俭有制，勤政爱民”。明孝宗在内政治道上最主要的措施是大力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繁荣经济。弘治二年（1489年）五月，开封黄河决口，孝宗命户部左侍郎白昂领5万人修治。弘治五年（1492年），苏松河道淤塞，泛滥成灾。孝宗命工部侍郎徐贯主持治理，历时近三年方告完成。从此，苏松消除了水患。明孝宗在位十八年间，是明代历史上少有的经济繁荣、人民安居乐业的和平时期。但明孝宗疏于武备，在军事上无所建树，对于北部边患没有采取什么强有力的措施。同时，孝宗即位后，臣下虽然称誉“太平无事”，但孝宗仍依宪宗的先例，从不召见大臣议政。章奏批答均经由内宦，或稽留数月，或并不施行。孝宗在位数年，即逐渐倦政，崇信道术。表面的太平掩盖着重重的矛盾，朝廷的种种积弊也在发展。

1505年，孝宗去世，其子朱厚照即位，是为明武宗，年号正德。明武宗在位期间，宠信曾在太子宫侍奉过他的太监刘瑾等八人，日夜与之寻欢作乐，人称刘瑾八人为“八虎”。大学士刘键等人力主诛杀“八虎”，以振朝纲。朱厚照却偏袒“八虎”，委刘瑾执掌司礼监、锦衣卫、东厂，正直的大臣动辄遭到清洗，朝政一片黑暗。朱厚照先后任用刘瑾、钱宁、江彬等宠臣。将政务尽委宠臣，自已带近侍和亲兵出宫巡游，自称威武大将军、太师、镇国公朱寿，还令大臣以大将军朱寿的名义发布命令，在刘瑾的淫威下，大臣们对此怪事敢怒不敢言。明武宗即位不久，下令在西苑太液池西岸营建一片宫区，称为豹房，又称新宅。豹房建筑结构十分复杂，上下两层，密室勾连。朱厚照在这里广召美女、乐使、僧、道、术士，纵情玩乐，动辄数十天甚至几个月不回紫禁城。朱厚照还将边关四镇守军调入御苑，在豹房操场演战阵，人称“外四家军”。明武宗是明代历史上最为荒唐的皇帝之一。他最初信用“八虎”，终日醉心于淫乐，政治黑暗，奸党横行，忠良正直之士仵逐殆尽，以致王朝反叛四起。此时明朝外有鞑靼达延汗进犯、内有安化王叛乱、宁王之乱和民变等重大危机。

1520年武宗借出征江西宁王叛乱为由而南下游玩，以大将军朱寿为名前往南京，亲自俘虏已被王守仁击败的宁王朱宸濠。班师回京途中，于南直隶清江浦泛舟取乐时落水染病，1521年于豹房驾崩。因死后无子使孝宗一脉绝嗣。

嘉靖时期

明武宗驾崩后，明孝宗之侄、兴献王之子朱厚熜入嗣大统，是为世宗。明世宗重礼节，遇事有主见。其母子入宫前与礼部已有两次争议。即位后，因时任内阁首辅杨廷和、礼部尚书毛澄等权臣引北宋“濮议”事，强令世宗皇帝尊亲生父母为皇叔父母，导致大礼议之争。最终世宗扫灭宦官和权臣势力，总揽朝纲。朱厚熜的意愿终于得以实现。这些事充分显露出了朱厚熜少年时即刚愎自用、专横暴虐的性格。

明世宗初承大统时，对国事尚有所作为，除采取了历代新君例行的大赦、蠲免、减贡、赈灾等措施外，还扭转了正统以来形成的内监擅权、败坏朝政的局面，并曾下令清理庄田，“不问皇亲势要，凡系冒滥请乞及额外多占者悉还之于民”等。但这种善政并没有保持多久，一年以后，即有“十渐”等奏疏出现。1534年后，世宗即不视朝。世宗信奉道教，信用方士，在宫中日夜祈祷。先是将道士邵元节入京，封为真人及礼部尚书。邵死后又大宠方士陶仲文。1542年十月，乾清宫发生壬寅宫变。此事后，直至世宗驾崩前一晚，世宗迁离大内移居西内，设醺炼丹，迷信几个道士的邪说，养生修道，二十余年不敢回大内，置朝政于不顾，使贪赃枉法的首辅严嵩横行乱政二十年。严嵩善写斋醮之青词，加太子太傅，曾两度任首辅，兼吏部尚书。子严世蕃为“尚宝少卿，横行公卿间”，后进至太常卿，益骄纵。父子贪污纳贿，排除异已。严嵩媚上窃权，甚至设法激怒皇帝，杀害正直功臣。

嘉靖一朝，国家外患不断。北方鞑靼趁明朝衰弱而入据河套。1550年，鞑靼首领俺答进犯大同，宣大总兵仇鸾重金收买俺答，让其转向其他目标。结果俺答转而直攻北京，在北京城郊大肆抢掠后西去，明朝军队在追击过程中战败，此为庚戌之变。东南沿海由日本浪人与中国海盗组成的倭寇与沿海居民合作走私，先并且后袭扰山东、浙江、福建与广东等地区。戚继光与俞大猷平定浙闽粤等地的倭寇，为隆庆开关奠定基础。另葡萄牙人于1557年移民澳门，但及至明亡，葡萄牙人及澳门始终为广东布政司香山县管辖。1566年，明世宗去世，裕王朱载坖即位，即明穆宗，年号隆庆，翌年为隆庆元年。

隆万改革

明穆宗继位后，首先倚靠高拱、陈以勤、张居正等大臣的鼎力相助，实行革弊施新的政策。但不久引发内阁之争，高拱一年后策动朝官弹劾徐阶。徐阶也被迫正式退休。朝廷的实际政务渐渐落到了张居正的手上。隆庆末年，高拱回朝出任内阁首辅。

明穆宗革弊即平反冤狱，宣布“自正德十六年（1521年）以后，至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十二月以前，谏言得罪诸臣”，“存者召用，没者恤录”。其中就有海瑞获释出狱，恢复官职。并罢除一切斋醮，撤西苑内大高玄殿、国明等阁、玉熙等宫及诸亭台斋醮所立匾额，停止因斋醮而开征的加派及部分织造、采买。施新，也就是“正士习、纠官邪、安民生、足国用。”所谓“正士习、纠官邪”，就是整治吏治。明穆宗加强对官吏的考察，即使一般不予考察的王府官员也在考察之列。对于廉政官员给予奖赏和提拔，对于贪官罢免官职，对于“赃多迹著者部院列其罪状，奏闻处治”。所谓“安民生、足国用”，即蠲免救济，减少百姓灾后的痛苦。抑止土地兼并，一方面限田，制定了勋戚宗室依世次递减制度，另方面清田，清查诡寄、花分钱粮和皇室勋戚田庄。

明穆宗还采取恤商与开关政策，减轻商人的负担。明朝曾多次颁布禁止百姓私自下海的命令，而隆庆帝颁布大开关禁，使明朝对外政策发生重大变化，海外贸易也出现了新局面，史称隆庆开关。同时，隆庆帝也加强军队的训练，巩固边防。同时在北方缓解与北方蒙古族的矛盾，开展互市贸易，使北方汉、蒙人民有了安定的生活环境，史称隆庆和议。

1572年，明穆宗因中风突然驾崩，年仅九岁的皇太子朱翊钧继位，改元万历。由于年幼由太后摄政，重臣高拱因与太后信任的宦官冯保对抗而被罢官，张居正则得到冯保的鼎力支持。张居正辅政十年，推行改革，在内政方面，推行考成法，裁撤政府机构中的冗官冗员，整顿邮传和铨政。经济上，清丈全国土地，抑制豪强地主，改革赋役制度，推行一条鞭法，减轻农民负担。军事上，加强武备整顿，平定西南骚乱，重用抗倭名将戚继光总督蓟、昌、保三镇练兵镇守长城，使边境安然。张居正还启用潘季驯治理黄河，变水患为水利。同时张居正严惩贪官污吏，裁汰冗员。张居正整顿朝正，改革体制，史称万历中兴。

1577年秋，张居正父亲去世，按常理他需要丁忧，但张居正以为改革事业未竟，不愿丁忧。他的政敌借此大做文章，史称夺情之争。最后在明神宗和两太后的力挺下张居正被夺情起复，使得其改革并未被中断。但是，这成为了他的政敌之借口。同时张居正利用职权让亲子通过科举进入翰林院。张居正死后被反对改革的政敌清算。张府家属被囚禁于内，饿死十余口，生前官爵也被剥夺。

万历怠政

张居正死后初期，明神宗尚能保持对朝政的兴趣，在位期间有东林党争、国本之争等重大事件，对外有朝鲜之役与萨尔浒之战。万历一朝成为明朝由盛转衰的转折期。

国本之争主要围绕着皇长子朱常洛与福王朱常洵。明神宗迟迟不立太子，令群臣忧心如焚。直到1601年，朱常洛才被封为太子，朱常洵被封为福王。但是福王迟迟不离京就任藩王。直到梃击案发生，舆论对郑贵妃不利后，福王才离京就藩。明神宗于国本之争对大臣极度不满，自1587年后，就开始连续不上朝作为报复，仅处理一些重要事件。自1588年后，早朝也经常看不到他，整日在深宫中不理政事。万历帝是个贪婪的君主，他和皇室大肆侵占土地，以采木、烧造、织造、采办为名搜刮民财。万历十九年（1591年），仅景德镇御窑厂烧造的瓷器就达23万多件。他派遣宦官为矿监税使，盘剥工商，引发了百姓的抗税斗争。万历帝又废除考成法，形成了皇帝黩货、臣下贪污、党争激烈的状况。

东林党源于顾宪成组办的东林书院。东林党争起因是内阁缺人，顾宪成极力主张颇有政绩的淮扬巡抚李三才入阁，结果被反对李三才入阁的势力抹黑漫骂，东林党因此兴起，即淮抚李三才之争，朝中其它各党便集中火力攻击东林党。阉党专权后，东林党更受到严重打击，直到崇祯年间东林党才重新被启用。

由于明神宗不理朝政，缺官现象非常严重。1602年，南北两京共缺尚书三名，侍郎十名；各地缺巡抚三名，布政使、按察使等六十六名，知府二十五名。明神宗委顿于上，百官党争于下，明廷完全陷入空转之中。官僚队伍中党派林立，互相倾轧，如东林党、宣党、昆党、齐党、浙党等名目众多，但其所议议题却不是如何改良朝政，只是人事布局而已。在东北，由于深受明神宗信任的辽东总兵李成梁后期腐化堕落，大肆谎报军情，骗取军功封赏，军事打击目标上偏袒努尔哈赤势力，致使明末边患严重，并最终导致清朝入主中国。因此《明史》言：“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

在军事方面，万历朝以万历三大征最为功勋卓著，三战皆胜以巩固明朝边疆、守护朝鲜王朝，但也消耗了明朝国库存银。1617年，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反明，两年后在萨尔浒之战中大败明军，明朝对后金从此转为战略防御。

1620年，明神宗驾崩。其长子朱常洛登基，是为光宗。朱常洛登基后，面临着其父朱翊钧遗留下的严峻形势，朝纲腐败，经济凋落，宫内纠纷无休无止，军力日衰，边疆吃紧，后金崛起，封疆残破，大明王朝的江山摇摇欲坠。而体弱、孤僻、压抑而又好色的朱常洛又无力挽回即将崩溃的局面。明光宗仅在位一个月，朝内党争和宫闱纠纷更为尖锐，先后发生了“红丸案”和“移宫案”。万历帝死后，贵妃郑氏又竭力笼络泰昌帝的宠妃李选侍，以献美姬请封皇太后和皇后之号。新皇帝朱常洛登基以后，每日沉于酒色，无几日就一病不起。八月二十九日，又因服用李可灼的红丸，九月一日五更时猝死。李选侍又与太监李进忠（魏忠贤）密谋挟持皇太子朱由校于乾清宫，欲争当皇太后以把持朝政，此举引起朝臣的极力反对。在以东林党人为主力的朝臣的强大压力下，才迫使李选侍移出乾清宫。明熹宗继位，改元天启。

明朝覆亡

阉党专权

明熹宗早期大量启用东林党人，加剧东林党争，明熹宗因此对朝政失去耐心，魏忠贤趁机干预政治，拉拢齐楚浙党，号为阉党。1622年，山东爆发徐鸿儒领导的白莲教起义。另外，各地民变、兵变、抗租斗争频繁爆发。1624年后，阉党把握朝政，魏忠贤擅权跋扈，爪牙遍布全国，并大肆打击东林党人，借“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为由，唆使其党羽伪造《东林党点将录》上报朝廷，任他们制造“乙丑诏狱”、“丙寅诏狱”等冤狱，残酷迫害企图改良明朝政治的东林党人。魏忠贤阉党对东林党人的迫害不断激起民变。1625年明熹宗下诏，烧毁全国书院。大量东林党人入狱，甚至处死，天启年间的朝政混乱导致内忧外患加剧。

其时，国内各种社会矛盾激化。主要忧患来自辽东后金对明王朝的威胁。熹宗听信谗言，不辨是非，即位后罢免“有胆知兵”的辽东经略熊廷弼，致使后金攻陷沈阳、辽阳，辽东局势日趋严峻。天启元年（1621年）三月，为稳定辽东，不得不再次起用熊廷弼为辽东经略。熊廷弼根据辽东实际情况，制定了三方布置策。而掌握辽东实际兵权的巡抚王化贞，却不顾当时敌强我弱、容易被各个击破的危险，力主分兵把守，全面进攻。熹宗优柔寡断，没有主见，不对经、抚之争作出合理决断，以致后金军采取各个击破的策略，攻陷广宁及其周围40 余城。在阉党策划下，熹宗杀了坚持正确方略的熊廷弼，忠臣良将孙承宗、袁崇焕亦遭猜忌，被革职，辽东战局陷于重重危机。

1626年，北京西南隅的工部王恭厂火药库发生王恭厂大爆炸，造成2万多人死伤。当时东北方的后金逐步占领辽东地区。1626年，在袁可立和孙承宗相继离任后，蜷伏了几年的努尔哈赤突然活跃，大举西侵努尔哈赤率军攻打宁远，明军在袁崇焕的指挥下凭借坚城固守抗敌，最终击败后金军，并击伤努尔哈赤，史称“宁远大捷”。不久后，努尔哈赤去世，其子皇太极即位。

朱由校的性格荒唐怪异，以“倡优声伎，狗马射猎”为乐。喜机巧水戏，创演水傀儡戏。与宦官同演《宋太祖雪夜访赵普》。好油漆木工，房屋营造。选武阉三千，于紫禁城内开内操取乐。一生重用阉党祸国殃民，耽于逸乐，无心朝政。天启七年（1627年）五月，因划船嬉戏，溺水获疾。后虽痊愈，仍沉缅于声色犬马之中，整日困倦无力，狂躁不安，饮“仙方灵露饮”，以求长生。结果全身浮肿，卧床不起，一命归天，年仅23岁。

崇祯治乱

1627年，明熹宗去世后，信王朱由检继位，即明思宗，年号崇祯。朱由检受遗命继承皇位。面对危机四伏的政局，殷殷求治。每逢经筵，恭听阐释经典，毫无倦意，召对廷臣，探求治国方策。勤于政务，事必躬亲。与前两朝相较，朝政有了明显改观。清除阉党，整顿吏治是其革新朝政的重要举措。天启七年十一月，在铲除魏忠贤羽翼使其孤立后，复将其贬谪凤阳，旋下令逮治。在其自缢而死后，下令磔尸于河间。此后，将阉党二百六十余人，或处死，或遣戍，或禁锢终身，使气焰嚣张的阉党受到致命打击。同时，平反冤狱，起复天启年间被罢黜官员。全面考核官员，禁朋党，力戒廷臣交结宦官。整饬边政，以袁崇焕为兵部尚书，赐尚方剑，托付其收复全辽重任。然而崇祯用人多疑、刚愎自用、举棋不定导致局势愈加糜烂。

他求治心切，很想有所作为。但因矛盾丛集、积弊深重，无法在短期内使政局根本好转。朱由检性刚愎自用，急躁多疑，又急于求成，因此在朝政中屡铸大错。因对外廷大臣不满，在清除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后，又重用另一批宦官。给予宦官行使监军和提督京营大权。大批宦官被派往地方重镇，凌驾于地方督抚之上。甚至派宦官总理户、工二部，而将户、工部尚书搁置一旁，致使宦官权力日益膨胀，统治集团矛盾日益加剧。

1629年，皇太极改采绕道长城攻打北京，袁崇焕紧急回军与皇太极对峙于北京广渠门，史称己巳之变。因清朝施反间计，导致袁崇焕被崇祯帝所杀。使辽东防卫几近崩溃。无奈中，他不断反省，四下罪己诏，减膳撤乐，又在宫中设坛，祈求上天降福消灾。在对天帝及各类神仙失望之余，一度对天主教产生兴趣，召外国传教士入宫讲解教义。皇太极于1636年在盛京称帝，改国号为大清，并五次经长城入侵明朝北直隶、山东等地区，史称清兵南略。当时北直隶连年灾荒疫疾，民不聊生。辽西局势亦日益恶化，清军多次与明军作战，最后于1640年发动松锦之战，占领锦州等地，明军主力洪承畴等人降清，明朝势力退缩至山海关。

明中期之后时常发生农民起事，崇祯时期朝政混乱与官员贪污腐化；与后金的战争带来大量辽饷的需求以及清兵的掠夺；以及因为小冰期气候变冷，农业减产带来全国性饥荒，这些都加重明朝百姓的负担。1627年，陕西澄城饥民暴动，拉开明末民变的序幕，随后王自用、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起事，最后发展成雄踞陕西、河南的李自成与先后占领湖广、四川的张献忠。1644年李自成建国大顺，三月，李自成率军北伐攻陷大同、宣府、居庸关，最后攻克北京。崇祯在煤山自缢，明朝灭亡。

南明时期

清顺治元年（1644年）五月十五日，福王朱由崧在丹阳总督马士英等人的拥戴下在南京称帝，建元弘光。弘光政权一方面抵御清军南下，一方面剿杀农民军。顺治二年（1645年）春，清军开始进攻弘光政权。此时弘光政权内部正在进行激烈的党争和内战——驻守武昌的左良玉部队于三月顺长江东下，要“清君侧”，权臣马士英急调江北四镇军队迎击左军，致使江淮防线陷入空虚的状态，而史可法被排挤出南京到扬州督师后根本不能指挥那些骄兵悍将，因此无法做出抗清的有效布置。四月，清军抵达扬州城下，史可法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二十五日，扬州城陷落，史可法被俘遇害。五月，清军攻入南京，弘光政权覆灭。福王本人在城陷前出奔，不久也被俘，次年被处死于北京。

弘光帝死后，同年六月，故明官吏、缙绅钱肃乐等扶植鲁王朱以海监国于绍兴，建立政权。鲁王依据钱塘江天险与清军相持一年。同时，唐王朱聿键在郑芝龙等人的拥立下，于福建福州称帝，即隆武帝。而两个南明政权为争夺正统地位互相攻伐。1646年，清军攻占浙江与福建，鲁王逃亡海外，隆武帝于汀州逃往江西时被俘，绝食殉国，郑芝龙向清军投降。朱聿键之弟朱聿鐭在广州受苏观生及顾元镜拥立，即绍武帝，于同年年底被清将李成栋攻灭。同时间桂王朱由榔于广东肇庆称帝，即永历帝。

1646年，永历政权获得瞿式耜、张献忠余部李定国、孙可望等势力以及福建郑成功势力的支持下展开反攻。同时各地降清的原明军将领先后反正，一时之间南明收服华南各省。然而于同年，清将尚可喜率军再度入侵，先后占领湖南、广东等地。两年后，李定国、孙可望与郑成功发动第二次反攻，其中郑成功一度包围南京。然而不同派系的官兵之间、不同派系的农民军之间、官兵和农民军之间重重矛盾不可化解。特别是永历政权内部派系林立，争斗不休，严重地削弱了自身的力量。1651年，舟山群岛沦陷后，鲁王朱以海在张名振、张煌言陪同下，赴厦门投奔郑成功，不久病死在金门。顺治十四年（1657年，南明永历十一年），驻守贵州的大将孙可望投降清军，云贵之地丧失了保护的屏障。顺治十五年（1658年，南明永历十二年），清军三路大军入攻云南，云贵沦陷。顺治十八年（1661年，南明永历十五年），清军攻入广州，永历政权灭亡。

1661年清军三路攻入云南，永历帝流亡缅甸首都曼德勒，被缅甸王莽达收留。后吴三桂攻入缅甸，莽达之弟莽白乘机发动政变，杀死其兄后于8月12日发动咒水之难，杀尽朱由榔侍从近卫，朱由榔最后被吴三桂所杀，南明亡。

李自成余部在湖南抗清失败后，转移到川、鄂山区进行活动，在夔州府以东地区继续抗清，称为夔东十三家军。1662年清军开始攻打，到1664年首领李来亨被杀而亡。

明郑时期

郑成功在南京之战失败后退回金厦，于1661年率军攻占荷兰占据的台湾，定都东宁。明郑在政治上以明朝之一部自居，奉南明永历帝为正主，以永历为年号，但实际统治者为延平郡王。郑成功抵台约一年后便即亡逝，延平郡王之位续传郑经。郑经接位后，持续西进，1673年，三藩之乱爆发，继承郑成功于台湾建立政府体制的延平王郑经，接受靖南王耿精忠请援，1674年，率军由台湾西渡福建。

回台后，郑经无心政事，听从陈永华上议，令郑克臧为监国以处理国政。不过随后陈永华即遭夺兵权，同年抑郁而终。翌年，郑经因病去世于台湾台南，本遗命监国郑克臧继任政权，但郑克臧遭冯锡范、刘国轩等人袭杀、改拥郑经年仅12岁次子郑克塽继位。

1683年，康熙帝命施琅进攻明郑。施琅大败刘国轩攻克澎湖，给台湾造成战略威胁，最终郑克塽剃发降清，明朝宁靖王朱术桂携五妃自杀殉国，最后一股抗清势力覆灭。

疆域

领土范围

北方

明初在外蒙古边境一带设置四十余个卫所为边防前线，包括东胜卫、斡难河卫、开平卫、大宁卫等皆为明朝边防重地，其走向大致为阴山、大青山、西拉木伦河一线。永乐以后，由于天气转寒，农耕不济，致使边境逐渐南移。明中期，随着蒙古复振，北方边境再次内迁，并修建长城以防御蒙古，在长城沿线设九边重镇加强防御，长城也成为当时农耕区与游牧区的界线。

东北

朱元璋置辽东都司经营辽东，后朱棣招抚女真部落，于1411年设奴儿干都司，共辖130多个卫所。1435年，明宣宗撤回在奴儿干的流官驻军，至万历年间卫所增加至384个。晚明，后金崛起后逐渐进占辽东。

东北邻国高丽于元明之际大肆扩张领土，通过招谕、剿杀、驱赶女真部落，使本国疆域不断向北推进，1393年朱元璋内迁铁岭卫，默许取代高丽的李氏朝鲜占据鸭绿江以东、图们江以南的地区。

西北

明初于西北先后设有哈密、沙州、安定、阿端卫、曲先、赤斤蒙古、罕东左等卫。明朝前期，西北疆界涵盖今新疆东部哈密一带。

1472年，哈密卫被吐鲁番汗国攻陷，后于1482年兴复。弘治年间三失三复。1528年后，嘉峪关以西皆为吐鲁番汗国所据。

西南

1370年，吐蕃宣慰使何锁南普等率吐蕃诸部归降，后于青藏地区设乌思藏、朵甘卫指挥使司。在完成藏区的统一后，明太祖要求藏民输马作赋、承担徭役，或蒸造乌茶、输纳租米，强调“民之有庸，土之有赋，必不可少”。1407年，明成祖派遣刘昭、何铭等人前往藏区设置驿站，1414年，又遣中官杨三宝往藏区招谕各土官恢复驿站，经多年努力终使往来西番的驿道安全畅通。

1382年，明军平定云南全境，除正式府州外另设有三宣六慰，永乐年间増设底兀刺、大古刺、底马撒三个宣慰司，统治范围包括今缅甸、老挝大部及泰国西北部抵达孟加拉湾，明朝中后期这些地区多放弃或为周边国家所并。

1406年，明军进攻安南，最南边达到日南州一带。次年明朝设置交趾布政使司，安南正式成为明朝的一个行政区，下设府十五、州四十一、县二百零八，共得三百一十二万人民。1427年明朝罢交趾布政使司，放弃安南。安南再次脱离中国独立，建立后黎朝。1540年，莫登庸请降，明朝将安南国降为安南都统使司。

东南

1553年葡萄牙租借澳门，获得停泊船只权，1557年取得居留权，葡萄牙人要向明政府交付租金，明朝依然拥有澳门主权。

1624年荷兰殖民者进入台湾南部，筑热兰遮城。1626年西班牙殖民者进入台湾北部。1642年荷兰赶走西班牙，占领台湾大部。1661年，郑成功进攻台湾，次年驱逐荷兰人，设承天府，辖天兴、万年二县。

行政区划

1376年改行省为承宣布政使司，但习惯上仍称“省”。1370年于各省设置一都卫，1375年改为都指挥使司。1427年弃安南后，明朝在全国设置两京十三布政使司，包括北直隶、陕西、山西、山东、河南（以上为北五省）、南直隶、浙江、江西、湖广、四川（以上为中五省）、广东、福建、广西、贵州、云南（以上为南五省）。共设置十六都司、五行都司、二留守司。其中十三个是与布政使司同名的都司，其它三个是万全都司、大宁都司和辽东都司。

五行都司是陕西（治甘州卫，今张掖）、四川（治建昌卫，今西昌）、湖广（治郧阳卫，今湖北郧县）、福建（治建宁府，今建瓯市）、山西（治大同府）。两留守司是洪武年间设置的中都留守司（今凤阳）和嘉靖年间置于承天府（今湖北钟祥）的兴都留守司。

此外，在政教合一的青藏地区设有乌思藏都司、朵甘都司；在东北女真部落设奴儿干都司，下辖131卫，至万历年间增至384卫；另有置于嘉峪关以西地区的西北八卫，以上均属羁縻卫所，与内地的都司、行都司性质不同。明朝最后有140府，193州，1138县，493卫，359所。

藩属国

朝鲜王朝

朝鲜王朝（朝鲜语：조선왕조，1392年—1910年），又称李氏朝鲜，简称李朝，是朝鲜半岛历史上最后一个统一封建王朝。

1392年，李成桂取代高丽而建国。朝鲜王朝的首都初在高丽的故都开京（今开城；又称松都），1394年定都于汉阳（今首尔），翌年改称汉城。1399年迁回开城，1405年再次迁都汉阳。经过对北方的开拓，到15世纪中叶，朝鲜王朝的国土基本定型，大致相当于当今朝鲜和韩国的总和，北方以鸭绿江和图们江同中国为界。

朝鲜王朝以儒教治国，儒家思想取代佛教成为国家统治理念。谚文的发明也为朝鲜平民的文化普及提供了条件。对中国明、清两代采取事大主义，建国后便向中国朝廷称臣纳贡，自太宗李芳远至高宗李熙，历代国王均接受中国皇帝册封；对日本等周边国家或部族则采取交邻政策。

16世纪末至17世纪前期，朝鲜接连遭到日本和后金（清）的入侵（万历朝鲜战争、丁卯之役、丙子之役），社会秩序受到极大冲击。1876年与日本签订《江华条约》，打开国门。中日甲午战争后不再称臣于中国。1897年，高宗李熙称帝改国号为大韩帝国，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半岛，大韩帝国暨朝鲜王朝灭亡，历27代君主、519年。

琉球王国

琉球王国（琉球语：琉球国/ルーチュークク Rūchū kuku）是曾存在于琉球群岛的封建政权名，最初是指在琉球群岛建立的山南、中山、山北三个国家。1429年，三国统一为琉球王国。

琉球王国位于中国台湾岛和日本九州岛之间，蜿蜒1000公里，总面积3600平方公里。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以东北亚和东南亚贸易的中转站著称，贸易发达，号称“万国津梁”。

1372年，琉球诸国成为中国明王朝的藩属国。1429年，统一后的琉球王国仍一直与中国保持着宗藩关系。明亡后，琉球继续向清政府朝贡。1663年，琉球正式被清王朝册封，从此琉球使用清朝年号，向清朝纳贡，历代琉球王都向中国皇帝请求册封，从未间断。

1609年，日本萨摩藩率兵侵占琉球，逼迫琉球向日本进贡。琉球王国形成“两属”状态，后逐渐被萨摩藩实际控制，成为萨摩藩的附庸。1872年，日本政府借明治天皇亲政之机，削琉球国号设为“琉球藩”。1875年7月，日本强令琉球王国停止对清政府的朝贡，并改用日本年号。1879年日本宣布琉球废藩置县，完成所谓的“琉球处分”，将琉球强行并入日本，设“冲绳”县，琉球王国覆亡。

安南

安南为越南古名，安南这个名称来自唐代的安南都护府。安南自公元前3世纪的中国秦朝开始成为中国领土，至五代十国时吴权割据安南，再到明朝宣德年间安南彻底独立。此后越南长期作为中国的藩属国存在。

明洪武末年，安南内部发生叛乱。永乐初期，安南王室陈氏绝嗣，全国遍寻陈氏子弟而不得。此时安南独立时间尚短，文字、文化、节日等与祖国中国相同，归属感高。永乐五年（1407年），安南耆老千一百二十余人上言：“陈氏为黎贼杀尽，无可继者。安南本中国地，乞仍入职方，同内郡。”明成祖朱棣顺应天意，响应安南人民回归祖国热切期盼，改安南为交趾，设三司，十五府，分辖三十六州，一百八十一县。又设太原等五州，直隶布政司，分辖二十九县。陈氏诸王被弑者咸予赠谥，建祠治冢。交趾东西一千七百六十里，南北二千八百里。安抚人民三百一十二万，蛮人二百八万七千五百，从此安南收复。至明宣宗时，宣宗全面战略收缩，杨士奇、杨荣等大臣乘机进言，宣宗决计罢兵，诏尚在安南的王通等人率军八万余人北返，撤销交趾布政使司，安南从此彻底独立。

现如今的越南在清朝嘉庆前称安南国，是属国，乾隆时曾出兵安南，支持黎维祁与安南国王阮光平交战（即安南之役），并作为“十全武功”之一。

占城

占城（Champa；137年-1697年），即占婆补罗（“补罗”梵语意为“城”），简译占婆、占波、瞻波。位于中南半岛东南部，北起今越南河静省的横山关，南至平顺省潘郎、潘里地区。王都为因陀罗补罗（今茶荞）。中国古籍称其为象林邑，简称林邑，从8世纪下半叶至唐末，改称环王国。五代又称占城。据当地发现的国碑铭，始终自号占婆。

占人故地原是中国汉代所置日南郡的象林县。137年，象林县功曹之子区逵（也作区达或区连，又称释利摩罗），杀县令，自号为王，始建占城国，10-13世纪，占城成为越南封建统治者扩张的主要对象。1402年越南夺取占城的占洞、古垒两州，把越南领土推进到今广南、广义地区。1471年，后黎朝黎圣宗亲征占城，攻陷首都，“生擒”占王茶全，设置广南道，使越南领土扩张到归仁一带。1693年，阮有镜领兵大举入侵，擒占王及皇亲大臣。1697年占城国灭亡。

真腊

真腊（Kmir）， 又名占腊，为中南半岛古国，其境在今柬埔寨境内，是中国古代史书对中南半岛吉蔑王国的称呼。真腊国很早就出现于中国古代史书的记载之中，远及秦汉。

暹罗

暹罗，是中国对现东南亚国家泰国的古称（泰语为สยาม（Sayam），英语为Siam）。主体民族为泰人，信奉上座部佛教，自公元13世纪开国，先后经历了素可泰王朝、阿瑜陀耶王朝（大城王朝）、吞武里王朝、却克里王朝（曼谷王朝）四个时代。1939年6月24日改国号为“泰国”，1945年复名“暹罗”，1949年再度改名为“泰国”，沿用。

浡泥国

浡泥是亚洲加里曼丹岛北部文莱一带的古国。中国史籍又称为婆利、佛泥、婆罗。浡泥共辖14州。首都居民达万人。经济以农业为主。盛产龙脑香。百姓“煮海为盐、酿秫为酒”。

苏禄

苏禄国（Saltanah Sulu） ，是古代以现菲律宾苏禄群岛为统治中心的、区域有时包括苏禄群岛、巴拉望岛等和马来西亚沙巴州东北部的一个信奉伊斯兰教的酋长国。

它的政治体制为政教合一的苏丹制，掌握苏禄国的国家主要权利的是三家王侯，分别为东王、西王和峒王，其中以东王权利最大。

苏禄国很早就出现在了中国史书的记载中，早在元代的古籍《大德南海志》（1304年）中便记有其名，而在元代著名学者汪大渊所著《岛夷志略》（1349年）中更是详细记载了苏禄国的地理位置和主要物产。

明朝永乐年间（1417年），苏禄国三王曾率眷属及侍从340人，远渡重洋访问中国，受到明朝永乐皇帝盛情款待。在回程途经德州时，东王巴都葛叭答剌病逝，永乐皇帝派礼部郎中带祭文赶赴德州，以藩王之礼安葬东王，还赐谥“恭定”，并亲撰碑文（苏禄国东王墓）。东王病逝后，其长子回国继任王位，王妃和另两个儿子就留在德州守墓并定居，其后裔在清朝获得中国国籍，取安、温姓氏。据说，东王后裔迄今已传至21代。后来，因历史上发生过几次较大的天灾，已有不少东王后裔离开德州，分布多地。现在，东王后裔早已融入中国。1987年，中国、菲律宾合作拍摄的电影《苏禄国王与中国皇帝》首映，再现了这个故事。

公元1915年，美国驻菲律宾摩洛省总督同苏禄苏丹基朗二世签订协定，苏丹（Sultan。伊斯兰教国家君主与教会领袖的尊称）放弃在苏禄的世俗统治权，仅保留宗教领袖地位，从那以后，苏禄成为菲律宾的一部分，苏禄国消亡。

政治

明朝政治制度

明朝的政治制度，指的是明朝时期的典章制度等。

明初继续延续元朝的政治制度，后来朱元璋废除中书省，六部直接对皇帝负责，后来设置内阁，内阁的作用只是顾问，六部的权力也比较弱。但是这只是明太祖创立这套体制的初衷，并只在洪武和永乐两个朝代执行过。整个明朝，后来的满清政治制度非常接近此种制度。

到了仁宣二帝之后，因为当时明朝文官治国的思想开始逐渐浓厚，具体的行政权向内阁和六部转移。同时还设有监察机构和特务机构，加强对全国臣民的监视。在地方设立三司，加强地方管理。

明朝官制

明朝官制，即明朝官吏的选任制度，是明朝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明朝官制分两部分，选官制度和任官制度。明朝官制分为中枢、地方、军事官制三部分。为了加强皇权，明太祖朱元璋废除了沿用已久的三省制，亦罢宰相职，六部直接对皇帝负责。地方官制，明朝共设省、府、县三级行政机构。军事官制，明朝设锦衣卫，武官第一次掌有监察百官万民之权。明朝官制在汉、唐旧制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其官制影响一直延续到清朝，甚至是今天。

内阁制度

1380年，朱元璋废丞相，罢中书省，亲理政务，但是力不从心，故设立四辅官来辅佐政事。但这项制度效能不彰，1382年七月被废。十一月，仿宋制，置华盖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诸大学士，又设文华殿大学士，以辅导太子，品秩皆为正五品。朱棣登基后，特派解缙、胡广、杨荣等入午门值文渊阁，参预机务，由此成立内阁。

内阁只为皇帝的顾问，奏章的批答为皇帝的专责。内阁大学士一职多以硕德宿儒或朝中大臣担任，只照皇帝意旨写出，称“传旨当笔”。明仁宗增置谨身殿大学士。宣宗时期，由于杨溥、杨士奇、杨荣等三杨入阁，宣宗批准内阁在奏章上以条旨陈述己见，称为“票拟”制度。明初，内阁无实权。之后内阁地位逐渐升高，权限逐渐增大，到明世宗时，内阁终跃至六部之上。嘉靖以后，朝位班次，俱列六部之上。自此，内阁成了中央最高的的决策机构。

执行机构

明朝在中央和南京各设置吏、户、礼、工、刑、兵六部，与前代相比，明朝最初在每部增加尚书侍郎各一。胡惟庸案之后，朱元璋废丞相之职，六部因此地位得到了提高。每部只设一个尚书，两个侍郎，原有的各科尚书降为郎中。各部尚书和侍郎的官阶也上升。其中以吏部最为重要，户部人员最多。礼部与工部地位较低，而在南京六部除兵部、户部外，其他四部基本没有没有实权，是被排挤出中央的官员的“养老之地”。

监察机构

朱元璋为吴王时，始置御史台，设左、右御史大夫各一名。1380年，罢御史台。1382年更置都察院，设监察都御史八人。分监察御史为浙江、河南、山东、北平、山西、陕西、湖广、福建、江西、广东、广西、四川十二道，各道置御史三到五名，称为十二道监察御史。监察御史都驻在京师，有事带印出巡，事毕回京缴印。1403年，改北平道为北京道。1420年，罢北京道，增设贵州、云南、交趾三道。1425年，称行在都察院。1435年，罢交趾道，始定为十三道。正统年间去“行在”字。

六科机构

六科，负责侍从、规谏、补阙、拾遗、稽察六部百司之事。1373年，设给事中十二人，秩正七品，始分为六科，每科二人。1391年，更定科员，每科都给事中一人，正八品。六科有“封驳权”，对改善朝政发挥了一定作用。

五寺机构

五寺包括大理寺、太常寺、光禄寺、太仆寺和鸿胪寺。大理寺与刑部和都察院合为三法司，其职权与今日之最高法院相似。大理寺的首长称为大理寺卿，九卿之一。其余四寺卿职权较低。太常寺负责祭祀礼乐，隶属于礼部；太仆寺管理马匹，隶属于兵部；光禄寺负责寿宴、进贡等，隶属于礼部；鸿胪寺负责朝会、宾客（外吏朝觐，诸蕃入贡）、吉凶仪礼。

特务机构

明朝主要的情报机构包括锦衣卫、东厂和西厂，武宗时期还一度设有内行厂。

锦衣卫负责侦查国内外情报，直接对皇帝负责，拥有可以逮捕任何人，并进行秘密审讯的权利。东厂主要职责就是监视政府官员、社会名流、学者等各种政治力量，并有权将监视结果直接向皇帝汇报。东厂可以直接逮捕、审讯。西厂设立于宪宗时期，首领为汪直。1482年后被废。其后又被武宗短暂恢复。内厂设于武宗时期，任务是牵制锦衣卫、东厂和西厂的权力，防止它们三个机构相互勾结权力的扩展。首领为宦官刘谨，刘谨伏诛后，内厂与西厂同时被废，仅留东厂。

其它机构

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公，明仁宗之后，三公皆为虚衔，为勋戚文武大臣加官、赠官。太子太师、太子太傅、太子太保，只有朱棣以姚广孝专为太子太师，留辅太子，自是以后，终明一代皆为虚衔。他们名为辅导太子，但实际上辅导太子的机构是詹事府。詹事府下设两坊、一局、一厅。此外还有太医院，太医院附属有生药库和惠民药局。

二十四衙门（十二监、四司、八局，由宦官所担任）。亲军上直二十六卫，除锦衣卫设有南北两个镇抚司，其他二十五卫各设有一个镇抚司，已上俱不属五军都督府管辖。女官，洪武五年，定为六局一司。永乐后，职尽移于宦官，只保留少数女官。

法律制度

《大明律》

《大明律》是《大明律集解附例》的简称。洪武时期总结历代法律施行的经验和教训制定而成。明太祖朱元璋起于草莽，深知民间疾苦，特别强调“治乱世用重典”，严刑峻法，以除贪贿。《大明律》适应形势的发展，变通了体例，调整了刑名，肯定了明初人身地位的变化，注重了经济立法，在体例上表现了各部门法的相对独立性，并扩大了民法的范围，同时在“礼”与“法”的结合方面呈现出新的特点。

《大明律》共分30卷，篇目有名例一卷，包括五刑、十恶、八议以及吏律二卷、户律七卷、礼律二卷、兵律五卷、刑律十一卷、工律二卷，共460条。这种以六部分作六律总目的编排方式，是承《元典章》而来的，与《唐律》面目已不尽相同，在内容上也较《唐律》有许多变更。又增加了“奸党”一条，这是前代所没有的。在量刑上大抵是罪轻者更为减轻，罪重者更为加重。不准“奸党”“交结近侍官员”，“上言大臣德政”等。

在刑法上，《大明律》渊源于《唐律》，以笞、杖、徒、流、死为五刑，即所谓正刑，其它如律例内的杂犯、斩、绞、迁徙、充军、枷号、刺字、论赎、凌迟、枭首、戮尸等，有的承自前代，有的为明朝所创。所谓廷杖就是朱元璋开始实行的，其它《大明律》未规定的酷法漤刑也层出不穷。至于锦衣卫的“诏狱”杀人最惨。其后又有东厂、西厂、内厂相继设立，酷刑峻法，愈演愈烈，直到明亡。

明朝比较重视法制的建设与实践，其中历经三次大规模修订的《大明律》就是其中最重要的成果。《大明律》在中国古代法典编纂史上具有革故鼎新的意义。它不仅继承了明朝以前的中国古代法律制定的优良传统，也是明朝以前各个朝代法典文献编纂的历史总结，而且还开启了清朝乃至近代中国立法活动的发展。《大明律》在明朝实施的过程中，虽然也不断受到“朕言即法”的干扰，但这些干扰始终未能影响它的正统法典的地位。

《大明律》制定过程是吴元年（1367年）十月，明太祖命左丞相李善长﹑御史中丞刘基等议定律令。十二月，编成《律令》四百三十条，其中律二百八十五条， 令一百四十五条。同时又颁《律令直解》，以训释《律令》文意。洪武六年十一月，明太祖命刑部尚书刘惟谦等以《律令》为基础，详定《大明律》。

洪武七年二月修成，颁行天下。其篇目仿《唐律》分为《卫禁》《斗讼》《诈伪》《杂律》《捕亡》《断狱》《名例》等十二篇。三十卷，六百零六条。洪武二十二年又对此作较大的修改，以《名例律》冠于篇首，按六部职掌分为吏、户、礼、兵、刑、工六律，共三十卷，四百六十条，传统的法律体例结构至此面目为之大变。洪武三十年五月重新颁布，同时规定废除其他榜文和禁例，决狱以此为准。

由于明太祖严禁嗣君“变乱成法”，此次重颁《大明律》后，终明之世未再修订。有变通之处，则发布诏令或制定条例，辅律而行。弘治十三年（1500年）制定《问刑条例》二百七十九条。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重修，增内三百七十六条。万历十三年（1585年）又重修，增内三百八十二条。此后律、例并行。

《大诰》

明太祖朱元璋亲自写定的刑典，明初洪武十八年（公元一三八五年）十一月，发布《大诰》，也就是整理这一年审判贪腐方面的重大案件，以诰文的形式向全国发布，告诫官吏们，不要重蹈覆辙。包括《大诰》《大诰续编》《大诰三编》《大诰武臣》四部分，统称《御制大诰》。洪武中期，官吏贪赃枉法、豪强兼并、脱避粮差日趋严重。朱元璋为维护统治，遂将“官民过犯”典型案例辑录成帙，仿周公《大诰》之制，于洪武十八年（1385年）冬刊布《大诰》七十四条，十九年春刊布《大诰续编》八十七条，十九年冬刊布《大诰三编》四十三条，颁行天下，诰戒臣民。反映了明太祖治乱世用重典的思想。因为过于严酷和过多体现明太祖个人特征，故《大诰》在洪武之后基本不再行用。

军事

军事机构

大都督府

大都督府，创立于龙凤七年（1361年）三月二十六日，前身是行枢密院，经过不断的完善与调整，为都督府一都司一卫所体制打下了基础。洪武三年（1370年）十一月之后，随着天下统一的进展，战时军政合一的中书省军权开始转移到大都督府，中书省任职的军事将领亦逐渐转入大都督府，大都督府成为专职的武将领军机构。洪武十三年（1380年）正月十一日，胡惟庸案发，中书省被废除，大都督府改为五军都督府，军权分立，统兵权归都督府，调兵权归兵部。

五军都督府

五军都督府，明代官署名。创设于元至正二十一年（1361年），起初为大都督府，朱元璋初置统军大元帅府，后改为枢密院，又改之为大都督府，节制中外诸军事。至洪武十三年（1380年），明太祖朱元璋以“权不专于一司，事不留于壅蔽。”为由将大都督府一分为五，自此之后成为定制直到明亡。

从其职能上看，由最初的掌天下兵马大权，主导国家军事建设的实权机构逐渐虚有其名；从任职人员上看，由功勋宿将位列其中，到掌府官员尸位素餐；从其与兵部的关系看，由以都督府为主，到两者之间相互牵制，再到兵部凌驾于五府之上成为国家军事的最高管理机构。

明末时期的大都督府是明朝中军都督府、左军都督府、右军都督府、前军都督府、后军都督府五都督府的总称，统领全国军队的最高军事机构。

明朝兵部

明朝兵部是明代官方军政机关，又称“枢部”、“枢垣”，专司武官选授、征伐简练、马政驿传诸事，与“吏”、“户”、“礼”、“刑”、“工”并为六部。

军事制度

卫所制为在全国各地军事要地设立卫所驻军，卫有军队五千六百人，其下依序有千户所、百户所、总旗及小旗等单位，各卫所都隶属于五军都督府，亦隶属于兵部，有事从征调发，无事则还归卫所。军队来源为世袭的军户，由每户派一人为正丁至卫所当兵，军人在卫所中轮流戊守以及屯田，屯田所得以供给军队及将官等所需。其目标在养兵而不耗国家财力，但宣宗以后渐无法维持，军人生活水平及社会地位日渐低下，逃兵也逐渐增加，军备因此逐渐废驰。

在嘉靖年间，应付倭寇之乱时，将领戚继光在浙江地区采用招募民兵加以训练的方式，来取代不堪的卫所兵。正因为明朝正规军卫所军的不堪用，故这些民兵，成为在明朝后期逐渐担负起维持明朝有效统治的作战部队，而其中最为有名的就是戚继光的召募以浙江人为主的戚家军、李成梁李如松父子麾下的辽东铁骑及袁崇焕所召募以辽东人为主的关宁铁骑 。

军事编制

京军三大营

三大营是不同于卫所编制的驻京部队，由朝廷直接指挥，担负“内卫京师、外备征战”的任务。后由于谦改为团营。嘉靖时，罢团营，恢复三大营旧制，但改三千营为神枢营，改世军制为募军制。

五军营

五军营，为明军三大王牌军之最，由大明各行省选调出来的精锐骑兵、步兵组成的野战军。

作为明军王牌军，五军营自1399年创立来，历经明军无数战役。如靖难之役、平定安南、明成祖五次北征、麓川之役、北京保卫战、成化犁庭等等。

三千营

三千营，明永乐时京军三大营之一，最初以塞外降丁三千骑兵组成。嘉靖年间蒙古骑兵发展到约七万人后改名神枢营。

神机营

军队名。明代京城禁卫军中三大营之一，是明朝军队中专门掌管火器的特殊部队，开启了世界上火器部队的先河。清朝沿用明朝军制，设火器营常守卫于紫禁城及三海，皇帝巡行时亦扈从。

明朝水师

明朝水师又称大明水师，是当时世界第一的中国海军，它的起源是元末朱元璋所部的两大主力之一巢湖水师。在明成祖鼎盛时期的1420年，明王朝拥有3800艘船，其中1350艘巡船，1350艘战船，以及驻扎在南京新江口基地的400艘大船和400艘运粮漕船，其中250艘是远洋宝船，此外还拥有大量护洋巡江的警戒执法船和传令船，威名远扬的郑和船队实际上只是强大的明帝国海军的一支海上机动舰队而已。其总规模相当于10个西班牙无敌舰队。

从元末朱元璋渡江战役和鄱阳湖水战开始，到郑成功收复台湾，明朝立国近三百年，明朝水师却未曾遭遇一败，可惜中国古代军事向来重陆战轻水战，因此明朝水师的光辉也就因此而淹没了。事实上明朝水师确实是中国古代史乃至世界古代史上最强大的舰队，郑和下西洋的辉煌人所共知如《郑和碑记》记载：“及临外邦，番王之不恭者，生擒之；蛮寇之侵掠者，剿灭之。”，故大扬华夏国威。明朝中后期海防空虚，但经过戚继光整顿，明朝水师重新焕发了战力。

16世纪初葡萄牙殖民者东来，本想将澳门纳为殖民地，但明朝水师在珠江口海战中将其重创，使其打消念头转与中国通好。16世纪末日本发动侵朝战争，明朝水师在露梁海战里大败日本舰队。即使到了腐败透顶的明朝末期，明朝水师依然在澎湖之战与料罗湾海战中将荷兰舰队击败，17世纪中叶更是一举攻占荷兰控制下的台湾。

防御体系

塞王

明太祖朱元璋在捕鱼海之战后，因鞑靼辽王、会宁王叛逃，他总结西周以来的历代统治经验，施行汉唐郡县制与元朝分封制相结合的统治体制，即设立官府管理百姓，分封藩王拱卫朝廷。当时，残元势力虽已退回岭北行省，但仍很活跃，时常南下侵扰，对明朝构成严重威胁。于是明太祖效仿春秋战国诸雄侵夺夷狄土地，尊崇周室天子的做法，实行“诸王靖边”的策略，这样游牧民族就无法击破像秦、晋、赵、齐、燕这样的前线尊王攘夷诸侯来实现对中原的征服，岭北行省的游牧民族反而要时刻面对来自诸侯侵夺牧场领地的威胁。

明朝藩王

明朝藩王，是明太祖朱元璋于洪武三年（1370）正式确立。洪武一朝，朱元璋共有二十四个儿子被封为亲王，一个从孙被封为郡王，其中朱樉为朱元璋次子，在当时的藩王中年龄最长，兵权最重，又担负着拱卫西北边疆的重任，所谓“首藩者，宗盟之长”也，故秦藩国被称为“天下第一藩”。

九边重镇

九边，又称九镇、明朝九边，是明弘治年间在北部沿长城防线陆续设立的九个军事重镇。

1368年，明朝建国，设十三大塞王，统辖漠南诸卫所。诸子夺嫡时，永乐内徙东胜镇、大宁镇。仁宣时期，漠南诸卫所逐渐废除或内迁。从开平卫内迁到嘉靖二十一年，九边重镇是指东起鸭绿江，西抵嘉峪关，绵亘万里的北部边防线上相继设立了辽东镇、蓟州镇、宣府镇、大同镇、偏头关（也称山西镇或三关镇）、延绥镇（也称榆林镇）、宁夏镇、固原镇（也称陕西镇）、甘肃镇九个边防重镇。嘉靖二十一年，《皇明九边考》称其为“九边重镇”。

嘉靖二十一年后，随着防务加重，明朝又在九边母体上析置众多新镇。九边重镇是明朝同蒙古残余势力防御作战的重要战线。

对外战争

明征安南战争

明征安南战争又称明越战争、明入越战争，越南称为明与大虞战争（越南语：Chiến tranh Minh - Đại Ngu），指的是明成祖派军征服越南胡朝（大虞国）的战争。

明建文元年（1399年），安南国相黎季犛杀其主自称太上皇，立子苍为帝，并改名胡一元。明廷误信安南王陈氏嗣绝，封黎季犛为王。不久，故安南王之孙陈天平来奔，季犛佯请陈天平归国为主。永乐四年（1406年）正月，明成祖遣都督黄中以兵5000送陈天平归，三月遭季犛伏兵袭击，黄中败还。七月，成祖命朱能为征夷将军，张辅，沐晟为副将军，率兵号称80万征讨安南。十一月，朱能病卒，张辅代之，自广西凭祥进军。沐晟亦由蒙自斩关夺隘，与张辅会师白鹤。明军分进合击，所至皆克。十二月，张辅、沐晟合兵越壕、架梯攻多邦城，安南兵驱象迎战。明军画狮蒙马并以火器射击，迫战象回冲乱阵，破多邦城，继又连克其东、西都。永乐五年（1407年）正月，明军追安南兵至黄江，攻破其江中兵寨，后又连战木丸江、富良江获胜，俘黎季犛父子。

永乐五年（1407年）六月，明朝令改安南为交阯，设交阯布政使司。这场战争最后以明朝胜利、胡朝灭亡告终，越南被并入明朝领土，标志着安南属明时期的开始。后安南独立，明封黎利为安南国王，从此朝贡不绝。

明缅战争

明缅战争，又称明缅之战，是指明嘉靖、万历年间新兴大国东吁王朝入侵中国云南地区，明朝以自卫反击为开端，爆发的一场在“西南极边之地”战争。

明东南沿海抗倭之战

明东南沿海抗倭之战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反侵略战争。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五月，由汉、壮、苗、瑶等族人民组成的抗倭军队，在明爱国将领张经领导下，于王江泾（今浙江嘉兴北）大破倭寇，斩敌2000。这是抗倭战争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被称为“自有倭患来，此为战功第一”。 次年，倭寇劫掠福建福安等地，遭到当地畲族人民的奋起抗击。 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败走福建的倭寇，窜犯台湾鸡笼（基隆）一带，被高山族人民赶走。而民族英雄戚继光率领“戚家军”，与其他明军配合，多次打败倭寇，最终取得了抗倭战争的最后胜利。

万历朝鲜之役

万历朝鲜战争，又称万历朝鲜之役、万历援朝战争（朝鲜称：임진조국전쟁/壬辰祖国战争；韩国称：임진왜란/壬辰倭乱；日本称：文禄・庆长の役/文禄庆长之役），指1592年—1598年（明万历二十年至二十六年，日本文禄元年至庆长三年）中朝人民抗击日本侵略朝鲜的战争。

1592年，日本太阁丰臣秀吉基本统一日本后，以朝鲜拒绝攻明为由侵入朝鲜。日军在战争初期处于优势，一个月内攻陷朝鲜王京汉城，朝鲜国王李昖北逃义州，向宗主国明朝求援。明朝派李如松统领4万大军抗倭援朝，取得平壤大捷。在碧蹄馆之战后，明、日双方开始议和。1595年，战争第一阶段基本结束。

1597年正月，日军14万大军再侵朝鲜。朝鲜二次求援，明朝调7万兵力赴朝救援。日军在秀吉死后难以为继，遂从朝鲜半岛撤退。中朝联军在陈璘、邓子龙、李舜臣的指挥下，取得了露梁海战的胜利，但李舜臣和邓子龙壮烈牺牲。万历朝鲜战争以中朝联军的胜利告终。

万历朝鲜战争对当时东亚的政治军事格局有着深远影响。此役是明朝对外战争最后的辉煌，不仅保卫了朝鲜半岛，还进一步巩固了中朝友谊。朝鲜从亡国到复国。日本元气大伤，丰臣秀吉集团的势力被削弱而间接导致德川幕府崛起。从长远来看，万历朝鲜战争实际上起到了重新整合东亚各国政治军事力量的作用，奠定了之后300年东亚的和平局面。

萨尔浒之战

萨尔浒之战是1619年（明万历四十七年，后金天命四年）二到三月间，在明朝与后金的战争中，努尔哈赤在萨尔浒（今辽宁抚顺东大伙房水库附近），以及萨尔浒附近地区大败明军四路进攻的反击战，是明朝与后金辽东战争中的战略决战。

萨尔浒之战中，明军集结全国精锐20万和朝鲜等军队，号称47万大军，向辽东发起进攻，兵分四路进军，左侧中路杜松领兵六万，右侧中路李如柏领兵六万，左侧北路马林领兵四万，合叶赫兵，右侧南路刘铤领兵四万，合朝鲜兵。后金方面，努尔哈赤“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就是集中兵力进攻一路，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5天之内连破三路明军，歼灭明军约5万人，缴获大量军用物资，明军除行动迟缓的李如柏一路败退幸存外，其余几路被后金全歼。萨尔浒大战以后金全胜、明军大败而结束。

此战役是明清战争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是明清兴亡史上一次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战争，是以少胜多的典型战例。

经济

明朝是中国封建历史上最后一个汉人王朝。它一度有着繁荣的经济。16、17世纪间，明朝统治者为着巩固政权和恢复经济，因而注意发展生产，鼓励垦荒，提倡种植经济作物，兴修水利，允许人民开矿，调整赋税政策，把赋税征收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明代曾是世界上手工业与经济最繁荣的国家之一。明代初期推行的海禁政策，使得商业受到一定的压制，但明穆宗隆庆元年（1567年）废除海禁后，海外贸易重新活跃起来，全盛时远洋船舶吨位高达18000吨，占当时世界总量的18%。而最后因为农业衰败引起的农民起义灭亡。在明朝，一些日常用品制作得相当奢华，不但是质地，做工也颇为考究。

农业

明代中后期，农产品呈现粮食生产的专业化、商业化趋势。江南广东一大片原来产粮区由于大半甚至八九成都用来生产棉花甘蔗等经济作物而成为粮食进口区，其它一些地方则靠供给粮食成为商品粮食出口区。长江三角洲一带是当时桑、棉经济作物和手工业最发达的地步，但是粮食有些地区不足，各区域之间经常调剂粮食。但整个区域仍有不足，须由湖北、江西、安徽运入，所谓“半仰食于江、楚、庐、安之粟”。

一般粮食作物的种植，主要有稻、麦、粟、梁、黍、菽等多种谷类；某些本来可以自给的区域，由于手工业的发展，非农业人口的剧增，或经济作物种植面积的不断扩大，使本地生产粮食不能满足需求，因而每年需从外地输入大量粮食。

不少土地主缙绅也逐步将资金投向工商业，“富者缩资而趋末”，以徽商、晋商、闽商、粤商等为名号的商帮亦逐渐形成，并在一定地区和行业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农业人口转为工商业者的数量急增。

手工业

明朝最早开始繁荣的手工业是棉纺织业，早在明初时候的江南，手工业便已经相当发达，并且逐渐形成了一些以手工业为中心的城市。明朝中后期，随着京城的北迁，中原地带和华北地区，特别是环渤海湾一带，手工业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明朝手工业分官营与民营两种，其中官营又分中央管辖和地方管辖两大系统。在明朝，进步最快、规模最大的是矿冶、纺织、陶瓷、造船、造纸等行业生产，而明朝手工业最引人注目的特点是民营手工业的大规模兴起，并在明朝后期逐步取代了官营而在手工业市场占有主要位置。

商业

明代社会经济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商业经济在整个社会经济中地位的提高。明中叶以后，国家对商税的征收，已成为财政收入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来源。仅以钞关为例， 1502年全国钞关收入折合白银约八万两，在当年太仓收入中约占百分之三左右；1597年达四十万七千五百两，约占太仓库收入的十分之一左右，可见明朝商税在国家财政中的比重与日俱增。

人数众多的富商巨贾们凭着资本的雄厚，往往开有几个或几十个店铺。当时全国各重要城市几乎到处都有徽商的店铺，如运河沿岸的城市临清，徽商占从事工商业人数的90%。为了使资本充分发挥作用，有些商人把商业资本直接投资于生产中，并雇用了大量的雇工和奴仆从事生产，从而转化为“产业资本”。明代商业资本的兴起，对于加强各地区的联系，促进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资本主义的萌芽起着一定的作用。但是在封建制度下，明代富商巨贾不可避免地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这是中国封建社会不同于欧洲城市的一个重要特点，也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他们为了使自己的生产经营更安全，往往通过打权贵人物的招牌、与官僚资本合伙经营或者捐官买爵等方式，和各级官吏紧密结合。

在商业都市的发展规模、人口城市化状况和市场化程度方面，据伊懋可的数据，中国城市人口在明末占总人口的6%至7.5%。据曹树基的估计，1630年时中国城市化率已达到8%，晚明城市人口约达1536万人。

赋税

承宣布政使司

承宣布政使司为明清两朝的地方行政机关，前身为元朝的行中书省。意涵取自“朝廷有德泽、禁令、承流宣播，以下于有司”。

明朝时承宣布政使辖区是地方一级行政区，简称“布政使司”、“布政司”、“藩司”，不称“行省”，在正式文件中，也避免使用元朝的“行省”一词，在地名后加“等处”。布政使司设左、右承宣布政使各一人，即地方一级行政区最高行政长官。而刑名、军事则分别由提刑按察使司与都指挥使司管辖。布政司、按察司、都司合称为“三司”，皆为地方最高机关；三司首长同秩同阶，均为从二品。

一条鞭法

“一条鞭法”是明代嘉靖时期确立的赋税及徭役制度，由桂萼在嘉靖九年（1530年）提出，之后张居正于万历九年（1581年）推广到全国。新法规定：把各州县的田赋、徭役以及其他杂征总为一条，合并征收银两，按亩折算缴纳。这样大大简化了税制，方便征收税款。同时使地方官员难于作弊，进而增加财政收入。

“一条鞭法”上承唐代的两税法下启清代的摊丁入亩，是中国历史上具有深远历史影响的一次社会变革。既是明代社会矛盾激化的被动之举，也是中国古代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主动选择。

矿监税使

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始置。均以宦官充任，往各地开矿征商。权力极大，可专摺奏事，节制地方官吏。其于各处横征暴敛，先后激起多起民变。三十三年罢矿监，税使仍置，直至明神宗死后始罢。

鱼鳞图册

鱼鳞册，又称鱼鳞图册、鱼鳞图、鱼鳞图籍、鱼鳞簿、丈量册，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土地登记簿册，将房屋、山林、池塘、田地按照次序排列连接地绘制，标明相应的名称，是民间田地之总册。由于田图状似鱼鳞，因以为名。

货币

明朝实行中央集中的货币政策，货币铸造、印制、发行、流通、管理均听命朝廷，力求货币稳定，作为巩固政权的重要手段。太祖定都金陵，仿元钞法，以宝钞为主币，在全国推行。因其钞法措施不当，事与愿违，只行了几代就销声匿迹。多次禁民间用银锭，但时禁时放，后来只好由官府带头将银作货币。中叶前，宝钞已不用，形成银锭、铜钱并行币制，直到明亡。由于明朝政局和内外关系总处于紧张状态，国内无法安定，其货币制度也未稳定过，最后天启崇祯两代内外交困，恶钱泛滥成灾，引起恶性通货膨胀。

人口

明代户口峰值出现在晚明，但对于具体时间与人口数，不同学者有不同说法。易中天认为明末人口六千余万；赵文林、谢淑君认为明朝于1626年达到人口峰值，实际人口大约一亿人左右；王育民认为万历年间明朝人口达到峰值，实际人口在1.3亿人至1.5亿人之间；何炳棣认为1600年实际人口达1.5亿；葛剑雄认为1600年明朝约有1.97亿人，并推测1655年明清之际人口谷底约为1.2亿人；曹树基认为1630年明朝达到人口峰值，实际人口大约有1.9251亿人，1644年实际人口约有1.5247亿人；而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则认为1600年明朝实际人口大约有1.6亿人。

文化

图书

明成祖时期，朱棣令编修百科全书《永乐大典》，解缙率三千文人在三年时间内即告完成。《永乐大典》有22877卷，又凡例、目录60卷，11095册，引书达七八千种，字数约有三亿七千多万。

哲学

哲学思想上，王阳明继承陆九渊的“心学”并发扬光大，他的思想强调“致良知”及“知行合一”，肯定人的主体性地位，将“人”的主动性放在学说的重心。而王阳明的弟子王艮更进一部的强化此方面的论述，提出“百姓日用即道”，肯定平民百姓日常生活的意义。而李贽则更肯定“人欲”的价值，认为人的道德观念系源自于对日常生活的需求，表现追求个体价值的思想。因西学东渐使科学精神与实学风尚也开始流行。明末伴随着朝代的更替，哲学家开始更多思考现实问题与政治改良，如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等。

晚明书院的兴盛冲击了官学的地位，许多知识分子利用在书院讲学之际借机批评时政，如曾讲学于东林书院的顾宪成及高攀龙，就常讽刺时政，也使东林书院成为与当权派对抗的中心。当时学者也会借用寺庙周边的空地举行“讲会”，倡导新的思想价值与人生观。

文学

明代文学以小说达到的艺术成就最高，创作了大量的以历史、神怪、公案、言情和市民日常生活为题材的长篇章回小说和短篇的话本、拟话本。一些文人加工改写了宋元话本，还创作拟话本。“三言”、“二拍”就是这种话本和拟话本的代表作。

《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金瓶梅》被称为四大奇书。冯梦龙加工编辑的三部白话短篇小说集“三言”（即《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与“三言”类似每部四十篇的短篇小说集还有凌蒙初编著的“二拍”以及1987年才被发现的《型世言》（陆人龙编著）。

传统雅文学的发展在明代继续发展，明代诗文数量却浩如烟海，不仅作家众多，而且各成流派。著名文人有刘基、宋濂、高启、方孝孺、唐寅、归有光、徐渭、王世贞、袁宏道、钱谦益、张岱、吴伟业等人。散曲家则有王磐、冯维敏、薛论道、陈译、康海等人。

永乐至正统年间，文坛上出现了以内阁大学士杨士奇、杨荣、杨溥为首的“台阁体”诗派。明中叶，在反对台阁体冗沓文风的斗争中，先有弘治、正德年间的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崛起，继而又有嘉靖、万历间李攀龙、王世贞为首的“后七子”雄踞文坛。他们以复古为号召，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当前、后七子复古运动兴起时，文坛上又相继迭起“唐宋派”和“公安派”。

万历时期，猛烈反对前后七子的拟古主义，有以公安袁宗道、袁宏道与袁中道为代表的公安派。他们认为文学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有各个不同的时代，即有各种不同的文学。竟陵钟惺、谭元春为代表的竟陵派主张独抒性灵，并且乞灵于古人，目的为“引古人之精神以接后人之心目，使其心目有所止焉，如是而已矣”。

戏曲

明中叶后，随着城镇经济的繁荣，为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戏曲又出现了新的发展，产生了许多具有进步意义的作品。明代剧作中最负盛名的是《牡丹亭》。

在明代，流行的戏曲唱腔中，主要有弋阳腔和昆山腔（昆腔）。昆腔本局限于吴中。嘉靖年间，著名音乐家魏良辅对昆腔进行改革，使它既集中表现了南曲的清柔婉转的特点，又保存了部分北曲激昂慷慨的声腔，成了当时最有影响的一种戏曲音乐。

书法

明朝书法以行书和草书为主。明初书法陷于台阁体泥沼，沈度学粲兄弟推波助澜将工稳的小楷推向极致，“凡金版玉册，用之朝廷，藏秘府，颁属国，必命之书“。二沈书法被推为科举楷则，于是台阁体盛行。明中期吴中四家崛起，书法开始朝尚态方向发展。祝允明、文征明、王宠与唐寅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书法开始迈入倡导个性化的新境域。晚明书坛兴起一股批判思潮，书法上追求大尺幅，震荡的视觉效果，有名的有张瑞图、黄道周、王铎与倪元瑞等。

绘画

明初，宫廷画家居画坛主流。15世纪中叶，江南沈周、文征明、唐寅、仇英“吴门四大家”崛起。他们广泛吸取了唐、五代、宋、元诸派之长，形成了各具特殊风格的绘画艺术，又被后世称为“明四家”。嘉靖时，杰出画家徐渭，自辟蹊径，创泼墨花卉。万历年，吴门画家张宏开启实景山水写生之先河，在继承吴门画派风格和特色的基础上加以创新，画面清新典雅，意境空灵清旷。明末还有人物画家吴彬、丁云鹏、陈洪绶、崔子忠、曾鲸，花鸟画家陈淳等。

音乐

十二平均律

十二平均律（12-Tone Equal Temperament，12-TET）又称十二等程律，是将一个八度的音程等分成十二个半音的律制，各相邻两律之间的波长之比完全相等。十二平均律是由中国明朝皇族世子朱载堉发明。

十二平均律是指八度的音程按波长比例平均分成十二等份，一等份为一个半音（小二度）。两等份为一个全音（大二度）。将一个八度分成12等份有着惊人的一些巧合，这是因为它的纯五度音程的两个音的波长比为(1/2)^(7/12)≈0.6674，与2/3≈0.6667非常接近。

十二平均律在交响乐队和键盘乐器（例如钢琴）中得到广泛使用。

建筑

北京故宫

北京故宫（The Imperial Palace）位于中国北京市，是中国明清两代的皇家宫殿，旧称紫禁城，位于北京中轴线的中心。故宫以三大殿为中心，占地面积约72万平方米，建筑面积约15万平方米，有大小宫殿七十多座，相传故宫一共有9999.5间，实际据1973年专家现场测量故宫有房间8707间。

故宫于明永乐四年（1406年）开始建设，以南京故宫为蓝本营建，到永乐十八年（1420年）建成，成为明清两朝二十四位皇帝的皇宫。民国十四年国庆节（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正式成立开幕。北京故宫南北长961米，东西宽753米，四面围有高10米的城墙，城外有宽52米的护城河。故宫有四座城门，南面为午门，北面为神武门，东面为东华门，西面为西华门。城墙的四角各有一座风姿绰约的角楼，民间有九梁十八柱七十二条脊之说，形容其结构的复杂。

故宫内的建筑分为外朝和内廷两部分。外朝的中心为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统称三大殿，是国家举行大典礼的地方。三大殿左右两翼辅以文华殿、武英殿两组建筑。内廷的中心是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统称后三宫，是皇帝和皇后居住的正宫。其后为御花园。后三宫两侧排列着东、西六宫，是后妃们居住休息的地方。东六宫东侧是天穹宝殿等佛堂建筑，西六宫西侧是中正殿等佛堂建筑。外朝、内廷之外还有外东路、外西路两部分建筑。

故宫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木质结构古建筑群之一，1961年被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7年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南京城墙

南京城墙，位于江苏省南京市境内，始建于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是明朝初年应天府都城的京城城墙，也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的京城城墙。

南京城墙全长35.267千米，其中地面遗存为25.091千米，遗址部分10.176千米，城墙现状基本完好类的总长度为22.425千米，城墙现状遗迹类总长度为2.666千米；城墙最高26米，城墙顶部最窄处为2.6米，最宽处19.75米。城墙现存护城河全长为31.159千米，城墙与护城河间距最宽处为334米，最窄处为9米。城墙上建垛口13616个，窝铺二百座。城墙开十三座城门，现存聚宝门（中华门）、神策门（和平门）、清凉门、石城门和重修的朝阳门（中山门）。城门上皆有敌楼，每门有木门和千斤闸各一道。南京城墙是中国城垣史上最大的一座砖城，也是世界现存最长、规模最大、真实性最好的砖石构造城市城墙之一，是14世纪东亚筑城技术的典范。

明长城

明长城，是指明朝北部地区的军事防御工程，已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国家AAAAA级旅游景区，世界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明长城是明朝在北方山区修筑的军事防御工程，亦称边墙。明长城用材与秦长城相似，而区别于汉长城、隋长城。国家文物局和国家测绘局采经近两年的调查与测量。

十三陵

十三陵（Ming Tombs），位于北京市昌平区北部天寿山麓，是明朝13位皇帝的陵寝所在地，明永乐皇帝定都北京后，出于政治和战略两方面考虑，开始在北京卜选陵址。这项极具战略意图的举措，对巩固政权和彻底消除蒙元的残余势力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十三陵自明永乐七年（1409年）开始营建，及至清代顺治初年，前后长达230多年。先后建造了13座金碧辉煌的皇帝陵墓，依次建有成祖长陵、仁宗献陵、宣宗景陵、英宗裕陵、宪宗茂陵、孝宗泰陵、武宗康陵、世宗永陵、穆宗昭陵、神宗定陵、光宗庆陵、熹宗德陵、思宗思陵。陵区内共计葬有皇帝13人、皇后23人、皇贵妃1人，以及数十名殉葬贵妃。除皇帝陵外，陵区内还有明朝妃子园寝七座，太监墓一座，以及神宫监、祠祭署等若干附属建筑，形成了体系完整、规模宏大、气势磅礴的陵寝建筑群，成为世界上保存完整、埋葬皇帝最多的帝王墓葬群。

十三陵陵域面积约为40平方千米。陵区三面环山，地域广阔，盆地内的各个山坡上错落有致地分布着这些帝王的陵墓，陵墓建筑群以长陵为中心，呈环绕之势，掩映在绿树丛林之中。陵区依山势筑有围墙，总长达12千米，是陵区重要的保护设施。

科技

天文气象

十四世纪中叶的《白猿献三光图》载有132幅云图，并与天气变化联系起来，绝大部分与现代气象学原理相一致。（欧洲到1879年才出版只有十六幅的云图。）

1383年，南京设京师观象台，1439年造浑天仪置北京（1900年被八国联军德国劫走，1921年索回，置南京紫金山天文台）。

1442年，北京设观象台。

1446年，建晷影堂（位于北京古观象台西南侧）。

1607年，李之藻撰《浑盖通宪图说》刊行。

1617年，张燮著《东西洋考》记载海洋占候等的详细资料。

1634年，正式安装中国第一架天文望远镜：“筩”（yong）。

1643年，出版《崇祯历书》。

数学物理

1450年，吴敬撰《九章算法比类大全》。

1524年，王文素著成54卷总计1500多问近50万字《新集通证古今算学宝鉴》。

1584年，朱载堉著《律吕精义》出版。

1592年，程大位撰《算法统宗》最早记载使用珠算方法开平方和开立方。

1606年，徐光启与利玛窦开始合译《几何原本》。

1613年，李之藻据西人克拉维斯《实用算术概论》和中国程大位《算法统宗》编译而成《同文算指》。

1637年，宋应星在《论气·气声》中对声音的产生和传播作出了合乎科学的解释，认为声音是由于物体振动或急速运动冲击空气而产生的，并通过空气传播，同水波相类似。

方以智在《物理小识》卷2中提出：“宙（时间）轮于宇（空间），则宇中有宙，宙中有宇。”提出了时间和空间不能彼此独立存在的时空观。在《物理小识》卷1中正确地解释了蒙气差（即大气折射）现象。

民间光学仪器制造家孙云球制造放大镜、显微镜等几十种光学仪器，并著《镜史》（已佚）。

医学医药

1406年，朱棣等主持收集编成《普济方》（载方六万一千七百三十九个，是中国现存最大的一部医方书）。

1567年在宁国府太平县试行中国人痘接种方法预防天花。（种痘预防天花是人工免疫法的开端，十七世纪中国种痘技术已相当完善，并已推广到全国。中国种痘法于十七世纪初传入欧洲）。

1596年李时珍著《本草纲目》在南京正式出版刊行，同期问世的还有《濒湖脉学》《奇经八脉考》等。

1601年，杨继洲著《针灸大成》。

1617年，陈实功收集了大量有效方剂。他注重实践，勇于革新，创造性地进行了截趾（指）、气管缝合等外科手术。著有《外科正宗》，书中对一些肿瘤也作了论述。

1624年，张景岳撰《类经》刊行，同年，再编《类经图翼》和《类经附翼》。

1640年，《景岳全书》64卷成书。

1641年，吴有性撰《瘟疫论》。

王夫之在《思问录·外篇》中提出了关于生物体的新陈代谢的观念，他说：“质日代而形如一，……肌肉之日生而旧者消也，人所未知也。人见形之不变而不知其质之已迁，……”

农学农政

1376年，俞宗本著《种树书》（记载了多种树木的嫁接方法，如桃、李、杏的近缘嫁接和桑、梨的远缘嫁接等）。

1406年，朱橚《救荒本草》问世（收集四百一十四种可供食用的野生植物资料，载明产地、形态、性味及其可食部分和食法，并绘有精细图谱）。

1547年，马一龙著《农说》（记载了水稻的精耕细耘、密植、育苗、移栽等的种植经验，是中国第一部运用哲学观点来阐述农业技术的著作）。

1596年，屠本畯（jùn）著中国现存最早的海洋生物专著《闽中海错疏》（记载了沿海一带以海生无脊椎动物和鱼类为主的二百多种水族生物的形态和生活习性等）。

1608年，喻仁、喻杰合著《元亨疗马集》（著名的兽医学著作，内容包括对马、牛和骆驼的治疗经验，现今仍有实用价值）。

1617年，赵蛹著《植品》（有关西红柿的种植技术等）。

1628年，徐光启撰《农政全书》。

地理科技

1405－1431年郑和率大型远洋船队到达西洋三十余国；1425年《郑和航海图》编成。

1536年，黄衷著《海语》（记录东南亚史地与中国南洋交通情况）。

1565年，胡宗宪编《筹海图编》记录中日交通及抗倭事。

1589年，出现最早的世界地图《坤舆万国全图》。

1639年，顾炎武开始编著《肇域志》、《天下郡国利病书》。

明末徐霞客开始著《徐霞客游记》。

化学化工

1521年，四川嘉州（今乐山）凿成深达数百米的石油竖井。

1596年，《唐县志》记载以火爆法的采矿技术。

1596年，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记载了二百七十六种无机药物的化学性质以及蒸馏、蒸发、升华、重结晶、沉淀、烧灼等技术。

1637年，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记述冶炼技术时，把铅、铜、汞、硫等许多化学元素看作是基本的物质，而把与它们有关的反应所产生的物质看作是派生的物质，从而产生化学元素概念的萌芽。《天工开物》中记载了中国古代冶金技术的许多成就，如冶炼生铁和熟铁（低碳钢）的连续生产工艺，退火、正火、淬火、化学热处理等钢铁热处理工艺和固体渗碳工艺等。

方以智在《物理小识》卷7中记载了炼焦炭的方法：“煤则各处产之。臭者，烧熔而闭之。成石，再凿而入炉，曰礁。”欧洲到1771年才开始炼焦。

西学东渐

徐光启重视演绎推理，并特别把重点放在数学上，认为数学是其他一切自然科学和工程学的基础。徐光启在1629年即成立西局同年的七月二十六日，给崇祯帝上奏，提出“分曹”料理，即分学科研究的思想，并论述数学和其他科学的关系，及数学在生产实践中作用。他认为数学是“从用之基”，提出“度数旁通十事”：治历、测量、音律、军事、理财、营建、机械、舆地、医药、计时。在他掌管的“历局”内开展以数学为根本，兼及气象学、水利工程、军事工程技术、建筑、机械力学、大地测量、医学、算学及音乐等学科的研究工作。

历局有了科学研究机构的雏形。崇祯帝对此积极反应和支持，下旨批示“度数旁通，有关庶绩，一并分曹料理，该衙知道”。徐光启开创的“格物穷理之学”有李之藻、李天经、孙元化、王徵，其后又有方以智，王锡阐等发扬。

民族

东北地区

建州女真

建州女真，女真族三大部之一，分布于今牡丹江、绥芬河及长白山一带。名称来源于其初迁到渤海率宾府建州故地，成员主要为元代胡里改、斡朵怜、托温三个万户府管辖下的女真人。

建州女真原居牡丹江与松花江交汇之地，在辽金时代为金完颜部附庸之五国部。元代属辽阳行省管辖。 明初，女真族被分称为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和东海女真三部分，建州女真分布在牡丹江、绥芬河及长白山一带，海西女真分布在松花江流域，东海女真分布在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沿岸等地。到嘉靖年间(1522年—1566年)，分散聚居于辽东的东北边：建州女真分布在抚顺关以东，海西女真散居于开原以北。明朝在他们新的聚居地设置了三个地方军事行政机构，包括建州卫（建于正统三年）、建州左卫（建于正统五年）和建州右卫（建于正统七年），委任各部首领，依照旧俗，各统其属。

但建州女真的形成，不是这三个万户府的女真人的简单地联合到一块，经历了一个由分散迁徙，几经变迁，由于社会发展的需要和外部压力的驱使，最后南迁到同一新地区后才形成的。这一分散迁徙和重新集聚的过程，既反映了这支女真人从14世纪上半叶至15世纪上半叶（即明前期）住地的变迁，也说明了建州女真大联盟集团形成的历史过程。

海西女真

海西女真，又称扈伦四部，为女真三大部之一。明代时期对居住在松花江大屈折处及今哈尔滨以东阿什河流域女真人的统称。因松花江大屈折处在元代称海西，故名。明中叶后，各部南迁，形成乌拉部、哈达部、辉发部、叶赫四部。社会经济有较快发展。从事农业辅以畜牧、狩猎业。有专业铁匠，能将输入铁器加工制成兵器或生产工具。

明设羁縻卫、所，各部首领均受明封号，分别授予都督、都督佥事、都指挥、千百户、镇抚等职，并给予印信、敕书、冠带。在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至四十七年间，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统一。

野人女真

野人女真是女真三大部之一，又称东海女真。主要指分布在“极东”、“远甚”地方，即今黑龙江以北和乌苏里江以东地区的女真人。

《大明会典》载，在建州、海西女真“极东为野人女真，野人女真去中国（中原）远甚，朝贡不常”。到16世纪初，建州三卫已确立，扈伦四部也已形成，并各已形成了稳固的联盟集团，有了各自的地域范围，于是在他们区域之外的女真人，统被称之为东海（野人）女真。在建州、海西女真南迁后，东海女真也趁机南移，进入他们过去的居地，故1621年（天启元年）成书的《东夷考略》载，女真“略有三种，自汤站东，抵开原，居海西者为海西女真，居建州、毛怜者为建州女真，极东为野人女真”。说明明末的东海（野人）女真，包括了原属建州、海西女真的一部分。

“野人”一同明初用来代称女真人。在明代中叶后，即在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形成时，用来代指这两支女真人以外的女真人。其含义，是因这部分女真人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比较落后，故名。近人有以其居住在“远甚”地方，对明朝“朝贡不常”而得名。其实，野人女真或女真野人居近东海之滨一带，应以改称“东海”女真为是。

奴儿干都司

奴儿干都指挥使司，简称奴儿干都司，女真语为nurugən，ᠨᡳᡵᡠᡤᠠᠨ（nirugan），位于黑龙江下游恒衮河口汇合口东岸的特林地区，原为元代征东元帅府。明永乐九年（1411年），正式开设奴儿干都司。

奴儿干都司治所在黑龙江下游东岸的奴儿干（今特林），下距黑龙江口约200千米。派到奴儿干都司的官员和驻防军都在这里。有卫、所四百余，屯驻军队，辖区东至海，东北包有库页岛，西至斡难河（鄂嫩河），南接图们江，北抵外兴安岭。永乐十一年（1413年）与宣德八年（1433年）曾二次在特林修建永宁寺，并立有二碑。记载于19世纪许多中外文献的特林永宁寺的两块石碑。都司设立促进了该地区各族人民与汉民族人民的往来和联系，同时加强了明朝中央政权对奴儿干地区的行政管辖，维护了国家的统一。

其境内的蒙古、女真、吉里迷、苦夷（苦兀）、达斡尔、汉人等族人民，多以采捕为生。辖区内分置卫所，明朝政府还任命各族首领掌各卫所，给予印信，仍其习俗，统其所属，以时朝贡。贡物有海东青、貂皮、马匹、珍珠等土特产品，相当于内地的赋税。明政府在元代驿站的基础上，恢复了奴儿干通往内地的驿传，密切了奴儿干同明廷的政治联系、经济往来和各族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促进了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

蒙古族

鞑靼

鞑靼（Tatar或Tartar），被译作“塔坦、达达、达怛、达靼、阻卜、塔塔儿、大檀”等。广义的鞑靼是国家名称，也是北方游牧民族的泛称；狭义的鞑靼是指北方游牧民族的一个部族。

鞑靼最早记载见于开元二十年（732年）《阙特勤碑》，称三十姓鞑靼（Otuz-tatar）；另有九姓鞑靼（toquz-Tatar）。唐时，鞑靼住地周围遍布多个部族，包括室韦、突厥、回鹘、铁勒、党项、吐谷浑等。8世纪中期，鞑靼为突厥统治下的部落。突厥衰亡后，鞑靼一部分归附回鹘、黠戛斯；另一部分逐渐向蒙古高原中部、南部渗透。回鹘灭亡后，鞑靼进入大漠南北，成为蒙古高原的主体居民。辽政权建立后，鞑靼成为辽廷属部。由于岁贡沉重， 鞑靼多次反叛。鞑靼与金一直处于敌对状态，时常侵扰金朝的边界。嘉泰二年（1202年）秋，铁木真彻底征服了鞑靼部。之后又经过多次分裂。达延汗在位时，削平各势力的反抗与叛乱，统一了鞑靼各部。隆庆五年（1571年），鞑靼受封明朝，恢复贡奉关系。鞑靼东迁后，在1558年~1592年图们汗时代曾一度强盛。金帐汗国的鞑靼人与突厥人、保加尔人等一起改称“塔塔尔”。15世纪中叶，金帐汗国瓦解后，鞑靼分化成三部分。一部分鞑靼与俄国上层联姻，另两部分则建立了喀山汗国和克里米亚汗国。近代鞑靼人主要分布俄罗斯鞑靼斯坦共和国，部分居民散居在克里米亚、西伯利亚等地，少数分布在蒙古国。中国的塔塔尔族，一部分散居在牧区，一部分集中在新疆的塔城、乌鲁木齐和伊犁。

瓦剌

瓦剌是中国北方蒙古高原一带的游牧民族，主要活跃于13世纪到17世纪，又叫斡亦剌、卫拉特、额鲁特等。

金泰和元年（1201年），斡亦剌部为争夺林地和狩猎场所，西迁至色楞格河支流德勒格尔河（今木伦河）至华克木河上游锡什锡德河一带。元太祖二年（1207年）冬，斡亦剌部主动归顺成吉思汗军队，并帮助其收服十余个林中部落，受到成吉思汗的赏识与嘉奖，在斡亦剌地区建立千百户制，任命斡亦剌氏族贵族为千百户长，逐级分封部落领地，斡亦剌社会由此开始逐渐向早期封建制转化。大德十一年（1307年），斡亦剌部归属元朝岭北行省管辖。明永乐十二年（1414年）瓦剌被明成祖大败，被迫上贡马匹谢罪。两年后，瓦剌首领马哈木被鞑靼首领阿鲁台打败，瓦剌衰落。后经明成祖三次北征、阿鲁台及其所立可汗阿岱汗被杀、瓦剌西联哈密等，正统四年（1439年）瓦剌进入鼎盛时期，首领也先建立起元亡以后最大的蒙古帝国，于正统十四年（1449年）大举入犯明朝，在土木堡（今河北怀来县东）俘获明英宗，史称“土木之变”。景泰帝继位后整顿军政，瓦剌虽屡次进攻明朝北部，但皆被击退，于景泰元年（1450年）归还英宗，恢复对明朝贡。此后五年，先后发生脱脱不花败于也先、也先自立为汗、阿剌知院杀也先三件大事，瓦剌逐渐衰落，于成化年间被达延汗击退并困守于西北一带。及至清朝，瓦剌在史书中被称为卫特拉，分为准噶尔、杜尔伯特、和硕特、土尔扈特四大部以及依附于杜尔伯特的辉特部，为求生存发展继续迁徙、征战。

兀良哈

元亡，漠北分为三大部：居于兴安岭以东、洮儿河、绰儿河一带者，为兀良哈三卫部；居于鄂嫩河、克鲁伦河一带及贝加尔湖以南地区者，为鞑靼部；居于科布多河、额尔齐斯河流域及准噶尔盆地者，为瓦剌部。

辽、金至元初用以泛指东起黑龙江西至额尔齐斯河森林地带从事狩猎的住民。元中叶以后，部分居朵颜山地区，明朝以其地置朵颜卫。因与福余、泰宁两卫毗连，合称为兀良哈三卫。明代中前期与鞑靼、瓦刺两部并称，在宣德年间是最早南迁而且也是最为活跃的大酋部落。

土木之变

土木之变，指发生于明朝正统十四年（1449年9月1日）明英宗第四次北伐时，明朝军队在土木堡（今河北省怀来县东10公里）败于蒙古瓦剌军队的事变，又称土木堡之变或己巳之变。

正统十四年（1449年）七月，瓦剌大军南下攻掠明朝边境，首领也先亲率蒙古骑兵攻占大同，大同告急。明英宗朱祁镇好大喜功，在宦官王振的鼓动下亲征，在土木堡与也先部队交战。明朝军队指挥混乱，主动出击后又班师，受到瓦剌军队夹击大败，王振被杀，明英宗朱祁镇被俘。战争结束后，也先乘胜追击准备侵占北京。时任兵部侍郎于谦采用坚壁清野的办法进行了北京保卫战，守护了困境中的明王朝。

土木之变是明朝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对明朝政局和北元诸部势力的消长均产生了重大且深远的影响。土木之变后围绕迎复英宗朱祁镇与瓦剌送还，出现了一系列军事冲突、使臣交涉的事件。景泰元年（1450年）八月，英宗终于南归，结束“北狩”生活，这既是明朝中央权力转移、朝臣经世思想的变更的过程，也是瓦剌内部矛盾显现、经济依赖明朝供给的反映。英宗南归后，景泰、天顺年间，明朝内部政治斗争愈演愈烈，对蒙古的政策上也以“土木之变”为鉴,趋于保守。

隆庆和议

隆庆和议，是明朝隆庆年间，在内阁大臣高拱、张居正等人的筹划下，明朝与蒙古达成了对俺答汗的封王、通贡和互市的协议。

在明朝中央内阁官大臣的张居正和高拱，加上地方上的宣大总督王崇古及大同巡抚方逢时操作下，成功把握把汉那吉与其祖父、鞑靼首领俺答因家事争执而降明的机会，达成了封贡及互市。明朝封俺答为顺义王，开放十一处边境贸易口岸，使蒙古人能通过贸易获得中国资源。

隆庆和议结束了明朝与蒙古近二百年的敌对状态。明朝又凭借在铲除赵全等汉奸之下，削弱了鞑靼内部的组织力，从此到明朝灭亡为止，明朝与蒙古之间绝少爆发大规模战争。

藏族地区

乌斯藏都司

乌思藏都指挥使司，简称“乌思藏都司”，是中国明朝对今西藏自治区除昌都地区以外的大部分地区以及锡金、不丹的最高军政管辖机构。

朵甘都司

朵甘都指挥使司，简称“朵甘都司”，是中国明朝对四川省西部、云南省西北部、西藏自治区东部和青海省西南部的最高军政管辖机构。

宗喀巴

宗喀巴（1357年～1419年），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创立者。

明成祖永乐十七年，宗喀巴在拉萨甘丹寺圆寂，时年63岁。圆寂时，将自己的衣帽传给贾曹杰，于是贾曹杰继承了甘丹寺住持之位。藏传佛教史上将宗喀巴大师、贾曹杰、克主杰合称为“师徒三尊”。

宗喀巴本名罗桑扎巴（善慧称吉祥），这是受沙弥戒时的名称。由于诞生于“宗喀”，为示尊重，人们以地名尊称大师为“宗喀巴”。

元顺帝至正十七年（公元1357年10月10日），生于宗喀的一个佛教家庭，父亲名叫达尔喀且鲁崩格，母亲名叫馨茂阿却，两个人都是很虔诚的佛教徒。圆寂于明永乐十七年（公元1419年）10月25日，享年63岁。因藏语称湟中（今塔尔寺所在地一带）为“宗喀”，故被尊称为宗喀巴。

西藏八王

西藏八王，是明朝中央政府在西藏分封的三大法王（大宝法王、大乘法王、大慈法王）和五大地方之王（阐化王、护教王、赞善王、辅教王、阐教王）的合称。

西北地区

亦力把里

14~17世纪由蒙古察合台后代在天山南北建立的中国新疆地方政权，又称亦力把里（并非“别失八里”）。1347年为蒙古都格拉特部贵族拥戴察合台汗后代所建。初以阿克苏为治，不久迁阿力麻里（今霍城县），后又以鸭儿看（即叶尔羌，今莎车）、吐鲁番诸地为治心。

秃黑鲁帖木儿汗时期，一度发兵占领中亚大城撒马儿罕。统治范围西达撒马儿罕，东迄哈密，北与瓦剌为邻，南同于阗等地接壤，势力空前强盛。由于蒙兀儿汗王之倡导，伊斯兰教在汗国内部得到广泛传播。1363年秃黑鲁帖木儿汗死后，汗国陷入混乱之中。1378年前后，汗权重归秃黑鲁帖木儿汗之子黑的儿火者手中。黑的儿火者汗时期，积极与明朝改善关系。重开两地经济交往。歪思汗卒后，儿子羽奴思和也先不花争夺汗位，汗国分裂成东西两部分。东部以吐鲁番及汗国北部草原为中心，西部则以天山南部的哈实哈儿（今喀什）等地为中心。此时大批蒙古人逐渐定居，伊斯兰教得到深入传播。1680年，由于汗国内部伊斯兰教两派和卓争权，白山派和卓阿帕克邀北部强邻准噶尔部贵族噶尔丹率军南下，攻克首府鸭儿看，掠杀汗室成员。东察合台汗国灭亡。

东察合台汗国时期，新疆的社会经济有一定程度发展，各民族之间的联系和融合得到加强，文化艺术的发展尤为引人注目。

哈密之争

哈密之争，也称明朝哈密争夺战、明朝哈密战争，为发生在明朝中期的一系列在新疆哈密卫的争夺战争。

因为哈密地区位于明朝、蒙古瓦剌和吐鲁番汗国三派势力的交界，为兵家多争之地。明朝后期，哈密由吐鲁番汗国最终占领。

西南地区

土司制度

土司制度是元、明、清王朝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立的地方政权组织形式和制度。“土司”又称“土官”，是由中国古代中央王朝任命和分封的地方官，“世官、世土、世民”是其重要特点，即世袭的政治统治权，辖区土地的世袭所有权及对附着在土地上的农民的世袭统治权。

土司制度渊源很久，元朝以前，各封建王朝已采用“以土官治土民”的办法。唐、宋时在西南、华南等少数民族地区设置过羁縻府、州，任命当地土著首领为世袭的刺史、知州。元朝后，以宣慰使、宣抚使、安抚使、招讨使、千户、百户等官职封赠各族首领，土官的职类、承袭、贡赋和征发等遂形成一定制度。明代，土司制度发展到鼎盛期，后渐趋衰落，至清代，已不占统治地位了。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云南、四川等民族地区还有极少数土司的残余。经过解放后的土地改革才彻底废除。

改土归流

改土归流，就是废除西南各少数民族地区的土司制度，改由中央政府委派流官直接进行统治，实行和内地相同的地方行政制度。狭义上指清朝雍正时期在西南滇、黔、桂、川、湘、鄂6省实行的废除土司制度，设立流官治理的改革。

自雍正时起，清政府在西南大规模地推行“改土归流”政策，逐步取消土司世袭制度，任命有任期、可调动的流官，随之进行清查户口、丈量土地、核实赋税等工作。

改土归流强化了清政府对西南地方各民族的管理，打破了原有土司制度“蛮不出峒，汉不入境”的民族禁锢，推动了民族融合以及当地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是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治理、版图开拓与巩固的重要政策。

外交

不征之国

明朝外交，是指中国明朝时期的对外关系。在中外关系史和海外贸易史上，明代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朝代，它有着不同于以往的朝贡体制和贸易体制，因而也衍生出了不同于以往朝代的对外贸易管理机构。

明朝处于中国封建社会的晚期。此时的中外交往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明太祖朱元璋立国之后，以恢复华夏“正统”为己任，认为和平稳定的内外环境是明王朝得以存在和发展的重要保证，在对外关系上设立了“不征之国” 。

朝贡体系

明初逐步恢复了唐宋时期的朝贡制度，到明成祖时期开创万国来朝的外交局面，进一步完善了中华朝贡体系。

七下西洋

为加强与海外诸国的联系，朱棣派郑和出使西洋。从1405年到1433年，郑和七次航海，访问亚非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最远到达红海沿岸和非洲东海岸地区。

出使西域

明朝派遣吏部验封司员外郎陈诚出使撒马儿罕、吐鲁番、火州等西域十八国，并著述《西域番国志》、《西域行程记》等，加强了明朝同世界各国的经济、政治上的往来。

海禁政策

元末明初，日本的武士、商人和海盗，经常骚扰中国沿海地区，被称为倭寇。为防倭寇，朱元璋颁布了海禁政策。明朝中期，朝廷误以为“倭患起于市舶，遂罢之”。合法的私人海外贸易，受到严厉限制。中国东南沿海的一些奸商，与倭寇相勾结，共同走私、抢掠分赃，倭患愈演愈烈。

东南倭乱

明朝派戚继光到浙东抗倭。他率领戚家军，在台州九战九捷，取得抗倭斗争的重大胜利。后来他又率军开赴福建、广东，与另一位抗倭名将俞大猷连续重创倭寇。到1565年，东南沿海的倭寇基本剿清。

倭寇平息后，朝廷有鉴于对外贸易对沿海居民的重要性，逐步解除海禁，使民间走私贸易逐步正当化，国际贸易使中国进入了逐渐成形的世界贸易体系之中。

万历援朝

丰臣秀吉统一全日本后，意欲占领李氏朝鲜。1592年，日本进攻朝鲜，朝鲜国王逃到义州并派使节向明朝求救。最终明军取得了战争的胜利，中日进行和谈。但1597年后，日本再次进攻朝鲜。1598年，丰臣秀吉病逝，日军士气受挫，决定撤退本土，然遭中朝联军拦截，于露梁海战全歼来援日军。

中西交流

16世纪，新航路开辟以后，葡萄牙人于1511年占领了马六甲，愈甚渴望对中国的往来。1513年，葡萄牙国王派出一支对华使团前往中国，并在广州登陆，希望与明政府建交。后来经过几次海战，葡萄牙战败，明武宗同意葡萄牙人在澳门开设洋行，修建洋房，并允许他们每年来广州“越冬”。这是西方国家第一次正式性的登陆中国并接触中国。

1601年，利玛窦和庞迪我身穿儒服来到北京，收到万历帝的召见和优礼，并在宣武门附近赐房屋居住。他们在中国宣传天文学、兵工学、数学和地理学，丰富了中国的科学文化。

社会

明朝社会或称明代社会，主要介绍的是有关明代的社会情况。

明朝中后期社会转型，即从弘治、正德年间（即16世纪初）开始，明代整体历史社会中的哲学、文化、经济、物质等方面，发生了极大的转向与改变。

明代社会保障是中国古代社会保障的大发展时期。它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发展，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体系。一方面得益于前面历代政府在社会保障上的成功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