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

清文宗咸丰六年，公元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了。1860年9月英法联军逼近北京，京城震动。咸丰皇帝急忙带着他的皇后钮祜禄氏（后来的慈安太后）和懿贵妃叶赫那拉氏（后来的慈禧太后）以及一班亲信，逃亡到热河去，由恭亲王奕䜣留下来向侵略者求和。奕䜣费尽周折，最后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北京条约》，因此得到侵略者的欢心。当时清政府的实权并不掌握在奕䜣手里，而是掌握在跟随咸丰逃往热河的载垣、端华、肃顺等一班人手里，这些人将奕䜣视为自己的政敌，千方百计地排挤他，不让他随驾到热河。

1861年8月22日，咸丰在签订《北京条约》后不久就病死了，他唯一的儿子6岁的载淳即位。年号定为“祺祥”。遗命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大学士肃顺，额驸景寿，还有原来的五个军机大臣中的四个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8人为“赞襄政务大臣”，辅佐年幼的载淳。咸丰临终前，又将自己刻有“御赏”和“同道堂”的两枚御印，分别赐给了皇后和懿贵妃，并颁诏说，此后新皇帝所颁的一切诏书，都要印有这两枚御印才能有效。

载淳继位后，尊先帝皇后钮祜禄氏为母后皇太后，徽号慈安，尊自己的生母懿贵妃为圣母皇太后，徽号慈禧。载淳的母亲懿贵妃叶赫那拉氏，是个阴险、贪权、又野心勃勃的女人，她刚刚坐上圣母皇太后的宝座，就迫不及待地揽权。慈禧先让人建议，因为皇帝年幼，无法处理朝政，所以要由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实际上是要掌握实权。

咸丰懿贵妃叶赫那拉氏极欲利用圣母皇太后的身份谋夺最高统治权。她授意御史董元醇奏请皇太后垂帘擅权的计划遭到八大臣载垣等以“本朝未有皇太后垂帘”的理由加以反对。虽然两宫太后掌握着咸丰所赐的两枚印章，在政治上与八大臣势均力敌，但由于当时的热河行宫全部都是辅政八大臣的势力，慈禧费尽心思也未能得逞，只好虚与委蛇，暂时向八大臣妥协，但她始终也没放弃垂帘听政的想法。正好慈安太后对肃顺等人的所做所为也是极不赞成，慈禧于是串通了慈安，并且使用苦肉计，将自己的心腹发回北京，与恭亲王奕䜣串通。

奕䜣是咸丰的亲弟弟，为人机智、练达，很有才干，相比之下，身为皇帝的咸丰却显得平庸无能，这就招来了咸丰帝的猜忌，因此，咸丰在政治上疏远奕䜣，重用肃顺等人。奕䜣虽贵为亲王，但却没有什么实权，处处受到肃顺等人的排挤。咸丰逃亡热河，命令奕䜣留在北京与侵略者议和，一同留下的还有军机大臣文祥。文祥因为与奕䜣关系较好，也受到肃顺等人的排挤，不准他随同前往热河。后来的八个辅政大臣中，有四个是军机大臣，只有文祥除外。所以，奕䜣和文祥对肃顺等人恨之入骨，不除不快。正是基于这些，在接到两宫太后的求援信号后，奕䜣和文祥决定要帮助两宫太后除掉辅政八大臣。

过程

17日，咸丰皇帝驾崩。他临终前做了三件事：

一、立皇长子载淳为皇太子。

二、命御前大臣载垣、端华、景寿，大学士肃顺和军机大臣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八人为赞襄政务大臣，八大臣控制了政局。

三、授予皇后钮祜禄氏“御赏”印章，授予皇子载淳“同道堂”印章（由懿贵妃掌管）。顾命大臣拟旨后要盖“御赏”和“同道堂”印章。八大臣同两宫太后发生矛盾。

18日，大行皇帝入殓后，以同治皇帝名义，尊皇后钮祜禄氏为母后皇太后，尊懿贵妃叶赫纳拉氏为圣母皇太后。

1日，恭亲王奕䜣获准赶到承德避暑山庄叩谒咸丰皇帝的梓宫。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记载：相传奕䜣化妆成萨满，在行宫见了两宫皇太后，密定计，旋返京，做部署。奕䜣获准同两宫太后会面约两个小时。奕䜣在热河滞留六天，尽量在肃顺等面前表现出平和的姿态，麻痹了顾命大臣。两宫太后与恭亲王奕䜣，破釜沉舟，死中求生，睿智果断，抢夺先机，外柔内刚，配合默契。恭亲王奕䜣同两宫太后密商决策与步骤后，返回北京，准备政变。此时，咸丰皇帝刚驾崩十三天。

2日，醇郡王奕譞为正黄旗汉军都统，掌握了实际的军事权力。

6日，御史董元醇上请太后权理朝政、简亲王一、二人辅弼的奏折。

7日，准兵部侍郎胜保到避暑山庄。胜保在下达谕旨不许各地统兵大臣赴承德祭奠后，奏请到承德哭奠，并率兵经河间、雄县一带兼程北上。

11日，就御史董元醇奏折所请，两宫皇太后召见八大臣。肃顺等以咸丰皇帝遗诏和祖制无皇太后垂帘听政故事，拟旨驳斥。两宫皇太后与八位赞襄政务大臣激烈辩论。八大臣“哓哓置辩，已无人臣礼”。据史籍《越缦堂国事日记》记载：肃顺等人恣意咆哮，“声震殿陛，天子惊怖，至于涕泣，遗溺后衣”，小皇帝吓得尿了裤子。两宫太后不让，载垣、端华等负气不视事，相持愈日，卒如所拟。八大臣想先答应两宫太后，把难题拖一下，回到北京再说。

18日，宣布咸丰皇帝灵柩于农历9月23起灵驾，29日到京。

同治皇帝上母后皇太后为慈安皇太后、圣母皇太后为慈禧皇太后徽号。

4日，郑亲王端华署理行在步军统领，醇郡王奕譞任步军统领。先是，两宫太后召见顾命大臣时，提出端华兼职太多，端华说我只做行在步军统领；慈禧说那就命奕譞做步军统领。奕譞做步军统领就掌握了京师卫戍的军权。不久，奕譞又兼管善捕营事。

23日，大行皇帝梓宫由避暑山庄启驾。同治皇帝和两宫皇太后，奉大行皇帝梓宫，从承德启程返京师。两宫太后和同治皇帝只陪了灵驾一天，就以皇帝年龄小、两太后为年轻妇道人家为借口，从小道赶回北京。

29日，同治皇帝奉两宫太后回到北京皇宫。因为下雨，道路泥泞，灵驾行进迟缓。同治皇帝奉两宫皇太后间道疾行，比灵驾提前四天到京。两宫皇太后抵京后，立即在大内召见恭亲王奕䜣等。

30日，发动政变。同治皇帝与两宫皇太后，宣布在承德预先由醇郡王奕譞就之谕旨，宣布载垣等罪状：

• 上年海疆不靖，京师戒严，总由在事之王大臣等筹划乖张所致。载垣等不能尽心和议，徒以诱惑英国使臣以塞己责，以致失信于各国，淀园被扰。我皇考巡幸热河，实圣心万不得已之苦衷也！”就是将英法联军入侵北京、圆明园被焚掠、皇都百姓受惊、咸丰皇帝出巡的政治责任全扣到载垣等八大臣头上。
• 以擅改谕旨、力阻垂帘罪，解载垣、端华、肃顺、景寿任，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退出军机。《清史稿·肃顺传》记载：此前，“肃顺方护文宗梓宫在途，命睿亲王仁寿、醇郡王奕譞往逮，遇诸密云，夜就行馆捕之。咆哮不服，械系。下宗人府狱，见载垣、端华已先在。”《清穆宗毅皇帝实录》记载：“以醇郡王奕譞管善捕营事。”这可能同奕譞逮捕肃顺事有关。

公元1861年农历10月1日，命恭亲王奕䜣为议政王、军机大臣。随之，军机大臣文祥奏请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清史稿·文祥传》记载：“十月，回銮，（文祥）偕王大臣疏请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命大学士桂良、户部尚书沈兆霖、侍郎宝鋆、文祥为军机大臣。

3日，大行皇帝梓宫至京。

5日，从大学士周祖培疏言：“怡亲王载垣等拟定‘祺祥’年号，意义重复，请更正”，诏改“祺祥”为“同治”。“同治”含义可做四种诠释：一是两宫同治，二是两宫与亲贵同治，三是两宫与载淳同治，四是两宫、载淳与亲贵同治。

6日，诏赐载垣、端华在宗人府空室自尽，肃顺处斩，褫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职，穆荫发往军台效力。据记载：“将行刑，肃顺肆口大骂，其悖逆之声，皆为人臣子所不忍闻。又不肯跪，刽子手以大铁柄敲之，乃跪下，盖两胫已折矣。遂斩之。”

9日，载淳在太和殿即皇帝位。

26日，礼亲王世铎奏遵旨会议并上《垂帘章程》。懿旨：依议。于是，皇太后垂帘听政之举，舆论已经造势，章程亦已制定。

公元1861年农历11月1日，同治皇帝奉慈安皇太后、慈禧皇太后御养心殿垂帘听政。垂帘听政之所设在大内养心殿东间，同治皇帝御座后设一黄幔（初为黄屏，后慈禧嫌其碍眼而改为黄幔），慈安皇太后与慈禧皇太后并坐其后。恭亲王奕䜣立于左，醇郡王奕譞立于右。引见大臣时，吏部堂官递绿头笺，恭亲王奕䜣接后，呈放在御案上。在这里附带说一点。慈禧本来没有文化，但她注重学习。两宫太后命南书房、上书房师傅编纂《治平宝鉴》，作为给两宫太后的教科书，仿照经筵之例，派翁同龢等定期进讲。后来慈禧也能批阅奏章，但常有语句不通和错别字之处。

这次政变，因同治热河登极后拟定年号为“祺祥”，故史称“祺祥政变”；这年为辛酉年，又称“辛酉政变”；因政变发生在北京，又称为“北京政变”。其时，“辛酉政变”的三个主要人物——慈安皇太后二十五岁，慈禧皇太后二十七岁，恭亲王奕䜣三十岁。

结果

1861年10月，奕䜣经多次申请，才得以以“奔丧”的名义赶到热河。在大行皇帝的灵前一番哭祭之后，他谒见了两宫太后，和两宫太后密谋了许久，最后决议在北京发动政变。奕䜣回到北京后，笼络驻扎在京、津一带掌握兵权的兵部侍郎胜保，作好了发动政变的一切准备。

在从承德回北京时，慈禧以皇帝年幼，不能全程护送先帝梓宫为由，随灵柩走了一天，就决定和载垣、端华等7大臣由小路提前回北京，让肃顺护送咸丰的梓宫走大路。

叶赫那拉氏于1861年10月7日供“以减其劳”为名，解除了载垣领禁卫军兵权；奕䜣再拉拢争取了掌握京畿与直鲁重兵的兵部侍郎胜保和僧格林沁的支持。10月26日，叶赫那拉氏由热河起行，携幼帝载淳由载垣、端华跟随从间道回銮北京。咸丰帝灵柩则由肃顺走大路护送。

1861年11月1日刚到北京，慈禧就迫不及待的接见了恭亲王奕䜣，军机大臣文祥等。第二天一早，奕䜣手捧盖有玉玺和先帝两枚印章的圣旨，宣布解除了肃顺等人的职务，当场逮捕了载垣、端华；又命令将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等撤职查办，严加看管。并派醇郡王奕譞在京郊密云逮捕了护送梓宫回京的肃顺。不久（8日），慈禧发布上谕，否认咸丰遗诏，下诏历数载垣、端华、肃顺等人的罪状，下令将肃顺斩首；让载垣、端华自尽；另外五大臣则被革职或充军。八大臣的第一个重要罪状就是“不能尽心和议……以致失信于各国”，也等于向侵略者表示，她是“尽心和议”的卖国贼。

接着（11日）载淳正式登基，太后听政，时年26岁的叶赫那拉氏篡夺了清朝大权，宣布废除八大臣原拟的祺祥年号，1862年改为同治元年，东、西二太后垂帘听政。加封恭亲王奕䜣为议政王大臣，军机大臣领班。奕譞、文祥、胜保等人也得以加官晋爵。

所谓“同治”是指由两宫太后共同治理朝政，慈禧之号也是从这时开始使用的。这一年是农历辛酉年，故又称“辛酉政变”。而发生此事的地点又在北京，故又称“北京政变”。

这次政变，是一次最高统治集团中争夺执政大权的宫廷政变，但从政变时加给肃顺等人的“不尽心和议”的罪名和政变后叶赫那拉氏、奕䜣等人对外国侵略者的态度来看，它还标志着清政府向半殖民地政权的转化。

顾命八大臣各自结局

顾命八大臣为：载垣、端华、景寿、肃顺、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

• 载垣：在北京被捕，赐白绢自尽。终年46岁。
• 端华：赐死、降爵为不入八分辅国公。同治三年七月，复还郑亲王世爵。
• 景寿：削职，仍留公爵及额驸品级。同治元年（1862年）二月任蒙古都统，三月授御前大臣。同治三年（1863年）七月仍赐紫缰，十月授领侍卫内大臣，十三年（1874年）十二月命管神机营事务。光绪十五年（1889年）六月去世，谥端勤。
• 肃顺：被斩于菜市口。终年45岁。
• 穆荫：以“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最久，班次在前，情节尤重”，被撤职流放。同治三年，论赎归，殁于家。
• 匡源：革职。光绪七年卒。
• 杜翰：革职，流放新疆，后被赦免。同治五年卒。
• 焦佑瀛：革职。

影响

从此，慈禧作为中外反动势力勾结的产物和他们的代表，在半殖民地的中国进行了47年的罪恶统治。她上台的第一桩罪行，就是“借师助剿”，和外国侵略者共同血腥镇压了著名的太平天国运动。中国历史上许多不平等条约如中英《烟台条约》、《中法新约》、中日《马关条约》、《中俄密约》、《辛丑条约》等都是在她统治时期与外国签订的。她的篡政和统治，使近代中国蒙受了无穷无尽的屈辱。

评价

“辛酉政变”是君权与相权的一次大的冲突，表现了两宫皇太后和恭亲王奕䜣的聪明才智。它的重大结果是清朝体制的一大改变。经过“辛酉政变”，否定“赞襄政务”大臣，而由慈安皇太后与慈禧皇太后垂帘听政，这是重大的改制。“辛酉政变”后，恭亲王奕䜣为议政王，这是当年睿亲王多尔衮辅政的再现。但有一点不同：既由帝胤贵族担任议政王、军机大臣，又由两宫太后垂帘听政。这样皇权出现二元：议政王奕䜣总揽朝政，皇太后总裁懿定。这个体制最大的特征是皇太后与奕䜣联合主政，后来逐渐演变为慈禧独揽朝政的局面。随之产生一个制度：领班军机大臣由亲贵担任，军机大臣有满族两人、汉族两人。在清朝统治时期，大体维持了这种五人的军机结构局面。

“辛酉政变”就满洲贵族而言，主要是宗室贵族同帝胤贵族的矛盾与拼杀。两宫皇太后特别是慈禧皇太后，主要利用和依靠帝胤贵族，打击宗室贵族，取得了胜利。

同治皇帝在辛酉政变后，内有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外有议政王奕䜣主政，从而开始了“同治新政”。

取胜原因

“辛酉政变”取胜的直接原因是：

第一、两宫皇太后和恭亲王奕䜣，抓住并利用官民对英法联军入侵北京、火烧圆明园的强烈愤怒，对“承德集团”不顾民族、国家危亡而逃到避暑山庄的极大不满，把全部历史责任都加到顾命八大臣头上。也把咸丰皇帝到承德的责任加到他们头上。从而两宫皇太后和恭亲王奕䜣取得了政治上的主动，争取了官心、军心、旗心、民心，顾命八大臣则成了替罪羊。

第二、两宫皇太后和恭亲王奕䜣，利用了顾命大臣对慈禧与奕䜣的力量估计过低而产生的麻痹思想，又利用了帝后虽是孤儿寡母，却掌握“御赏”、“同道堂”两枚印章——顾命大臣虽可拟旨不加盖这两枚印章却不能生效，两宫太后与奕䜣可由大臣拟旨加盖这两枚印章便能生效的有利条件。

第三、两宫皇太后和恭亲王奕䜣，抢占先机，先发制人，没有随大行皇帝灵柩同行，摆脱了顾命大臣的控制与监视，并从间道提前返回，利用咸丰皇帝逝世，到咸丰皇帝灵柩运到皇宫，其间有七十四天的充分时间，进行政变准备。原定起灵驾回京的时间，因下雨道路泥泞，而迟至10月3日到京，比原计划晚了四天。而两宫太后于29日到京，30日政变，时间整整差了三天。这为她们准备政变提供了时间与空间，打了一个时间差与空间差。

第四、两宫皇太后和恭亲王奕䜣，清楚地意识到并预感到：这是他们生死存亡的历史关键时刻，惟一的出路就是拼个鱼死网破。慈禧曾风闻咸丰皇帝生前肃顺等建议他仿照汉武帝杀其母留其子的“钩弋夫人”故事，免得日后皇太后专权。这个故事，《汉书·外戚传上》记载：汉武帝宠幸钩弋夫人赵婕妤，欲立其子，以“年稚母少，恐女主颛恣乱国家”。赵婕妤遭汉武帝谴责而死。汉武帝临终前，立赵婕妤子为皇太子，以大司马、大将军霍光辅少主，是为汉昭帝。但是，咸丰皇帝没有像汉武帝那样做，而是用“御赏”和“同道堂”两枚印章来平衡顾命大臣、两宫太后之间的关系，并加以控制。结果，这两枚印章被两宫太后所利用，打破了初始的权力平衡结构。